中西文化交流使者——陈季同

http://www.fzskl.com  2007-12-30 10:32:42  来源:福州社科网  
 

中西文化交流使者——陈季同

 翁  英

作者简介:翁英,女(1976~),福州市博物馆助理馆员。邮编:350000

 [提要]陈季同是近代中欧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贡献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名著和中国传统文化,译介法国文化法国文学和律法。同时,陈季同也在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是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和文化使者于一身的近代著人。

[关键词]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文化使者

 《中国名人谱》所录晚清人士甚少,但却有陈季同专条。他还是18914月法国《画刊》杂志封面人物,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据《福建通志·列传·陈季同传》记载,“西人梯航之来中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①。无疑,陈季同是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辜鸿铭、林语堂一起,被称作“福建三杰”。他的主要贡献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名著和中国传统文化,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和文化使者于一身。他用法文写的书在法国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余次),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他被法国政府授予教育勋章,还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频繁出入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应邀作各种讲演,与德、法上层社会多所交游。陈季同在欧洲的出色表现,写下了晚清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一页。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②。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学习造船专业。前学堂又名法文学堂,教师多为法国人,陈季同每天听的主要是用法文讲授的自然科学和法国语言文学课程。他学习刻苦,资质亦佳,所以“历经甄别,皆冠其曹”。18773月,陈季同与其他三十余名学生启程赴欧洲学习,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欧留学生。在这些青年中,有后来著名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邓世昌等。

当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生来到欧洲时,他们已经接受了多年西学训练,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与大多数船政学生不同,陈季同并没有进入英、法船厂或海军学校学习有关造船、驾驶或其它自然科学,而是与马建忠一起受命进入巴黎政治学堂,学习“公法律例”。清政府的用意在于将二人培养为精通国际政治的外交人材。当时政治学堂专业课程有十六条,陈、马二人择其要者学习了八种,另外又学习有关各国历史及英文写作等。除此之外,陈季同又在法律学堂攻读,并获得这个学校的学士学位,他后来对法律的研究和翻译,应与这段经历有关。

陈季同在欧洲读书的同时,开始在中国驻欧使馆任翻译。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被邀请出席各国庆典、阅兵、宫庭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及参赞多不通外语,所以每每要由陈季同晋接酬应。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对这个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颇为青睐,曾经邀请陈季同一同骑马散步。二人在马上讨论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以及文学问题。弗雷德里希三世当时倾向自由主义思想,陈季同与他的讨论可以不受束缚地进行,二人自由交换对各种问题的意见。陈季同广博的知识,以一个东方人的独特看法,加上流利的法语,赢得了弗雷德里希三世的尊重。

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是陈季同的朋友,陈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争取到这位“铁血宰相”的暗中支持。在与陈季同交往的欧洲政界人物中,法国政治家甘必大对他影响较大。这位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年轻的中国外交官相当赏识,经常邀请陈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龙。他很愿意倾听陈对政治、哲学及文学发表见解。陈季同在甘必大的沙龙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民主、共和的知识,这对他归国后的一系列维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利用自己在欧洲政界广泛的社会关系,陈季同在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法战争的交涉中,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在欧洲社会活跃的表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欧洲人认为:“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外交上引起欧洲的关注”。法国汉学家考狄曾说:“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习俗的理解甚于他本国。”③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欧洲外交生涯,陈季同确实深受欧洲文化、风俗的熏染,生活方式变得相当西化,他已完全融入了欧洲社会。但考狄只强调了陈季同接受欧洲影响的这个方面,而事实上,陈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说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让西方公众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长期的西方生活使他摆脱了“天朝大国”的幻想,意识到闭关锁国的恶果,于是能以一种清醒的世界意识和眼光看世界。戊戌那年,他曾明确告诫曾朴:“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正是这种世界意识促成造就了陈季同的文化输出和输入活动。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西文作品开始,到1904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20年间,陈季同以Tcheng-Ki-Tong这一西文拼写在西方文坛声名鹊起。在清末文人中,陈季同在西方十分出名。

译介中国文化。陈季同率先把《聊斋志异》译成法文译本,从而推出了介绍中国文化的西文畅销书。译作名为《中国故事》(《中国童话》)1884年在法国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其中编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白秋练》、《青梅》、《香玉》、《辛十四娘》等26篇故事。该书出版后,一年中曾三次再版,总至少再版5次以上,可见该书受法国人欢迎的程度。次年,即由James Millington译成英文在伦敦等地出版,同样受到英语读者热烈而友好的欢迎。荷兰著名汉学家施古德在189041的《通报》上专文推荐此书。陈季同认为《聊斋》中每一篇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它最“能完整地体现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所有其他形式更能完美地表现一个民族的内心生活和愿望,也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理解幸福的独特方式”④。这是陈季同译介《聊斋志异》的动机。这也是中国人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另据陈的弟子,近代翻译家曾朴介绍,他所见到的陈季同的法文著作还有《黄衣人的小说》,《黄衣人戏剧》,《中国人笔下的巴黎》,《吾国》等。他还说陈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说、戏剧、小品等,极得法国文坛的赞许,阿拉托尔佛郎士,向来不容易称赞人的,也说他文笔诚实而轻敏,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无论是著还是译,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宗旨:让西方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因此授予陈季同“一级国民教育勋章”,表彰他所做出的文化贡献。不是《中国人自画像》一本书,陈的其他著作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的戏剧》的副标题是《比较风俗研究》,作者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试图揭示两种文明的差异。书中提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⑤。《黄衫客传奇》取材于唐传奇中的名篇《霍小玉传》,但作者做了很多加工,将其改写为一部欧式长篇小说。在陈季同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做过类似的尝试。

译介法国文学和律法。陈季同最早独立翻译了《拿破仑法典》。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法制,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翻译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的《求是报》,从创刊号起,他一直担任“翻译主笔”,译介西学,连载其所翻译的法典,宣传维新思想,颇具影响。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12篇。其中“齐家律”所译内容最多。据《福建通志·列传·陈季同传》记载,陈季同“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晚年闲居上海,“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

他曾以“三乘搓客”为笔名,连续发表法国作家贾雨的纪实性的长篇小说《卓舒及马格利小说》的译文⑥。可惜连载的刊物中途停办,小说没有译完。他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称陈季同是他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说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英国大汉学家翟理思等人,就称赞他法国语文知识极为广博。他谈起法国当时的各文学流派及其优劣得失来能如数家珍。

陈季同的法文著作文体多样,既有散文、随感,也有小说、戏剧。作者叙事生动有致,议论热烈犀利,文字上具有风趣幽默的特点。这些著作的内容涉及广泛,虽不易简单归类,但主要还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宣扬传统道德伦理,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为主。

19世纪是欧洲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席卷英国及欧洲大陆,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资产阶级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进行了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人的自信。“欧洲中心”成为他们审视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

与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机勃勃相比,清帝国已过了它的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在军事、经济等物质文明领域已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列强。但大清帝国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数人对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现实处境懵然无知,还沉醉在中央帝国的虚幻优越感中。当发生冲突时,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虚弱朽败便暴露无遗,失败的结局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此时,18世纪欧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国乌托邦被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腐朽的、道德败坏的民族;中国人绝对的邪恶、残酷,在各方面都已堕落。”这成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看法。实际上,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西方在科学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更为惊人的转变是,中国从原来文明灿烂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未开化”的蛮族。当时“未开化”(或“野蛮”)这个词成为形容中国的套话,如英国《笨拙》杂志1858410刊登的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中,用“残酷”、“顽固”、“狡猾”、“胆小”、“流氓”、“混蛋”等贬义词丑化中国人。

由于长年生活在欧洲,陈季同对此感受最为强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陈季同的著作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愤懑情绪,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时,陈季同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这种愤懑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致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串于这几部作品之中。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陈季同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中国人对这些偏风的愤懑,但有时表现得矫枉过正,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意识。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欧洲公众并没有责备陈的这种“名正言顺”的“偏爱”,他的著作大有畅销,受到读者欢迎,《中国人的自画像》再版十几次,对于破除欧洲人的偏见起到很大作用。后人评价说:“在中法战后,黑旗军遗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一种极恐怖的印象,陈季同将军来调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盗之外,还有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于是乎大家就满意”。

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时,陈季同也在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一个对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国。他期望用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替代原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一种极恐怖的印象”⑦。在陈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乌托邦,几乎没有痛苦、丑恶,有的只是美德和快乐,一切都令欧洲读者悠然神往。实际上,陈季同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混为一谈,把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中国描绘给欧洲读者。

比较是精神的习惯。每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都离不开比较,否则就无法区分事物,也无法认识事物的特性。比较对陈季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一生处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经常会在精神上遇到两种文化的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双方加以对比,品评高下,决定取舍,久之,中西文化比较成了他的一种思维习惯和癖好。由于陈季同的著作致力于使欧洲人了解中国人的习俗,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遥远、陌生的东方古国,需要用西方人易于领会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诠释,这时候只有比较才有说服力。陈季同在《中国的戏剧》中称自己所进行的是“比较风俗研究”,这种方法贯穿于他的西文著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层问题,还是涉及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深层次问题,“比较风俗研究”都促使陈季同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新的思考。

由于陈的外交官身份和让西方人理解中国风俗的写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经常站在“抑西扬中”的立场上发言。但我们也应承认,“比较风俗研究”方法的不断运用,使陈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文章中已开始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会为中国的缺陷而自责,尽管这种时候还很少见。毕竟,比较使人清醒。毫无疑问,陈季同偏爱中国文明,他在比较“地球对立两级的”东西方文明时认为:“你们的较为狂热、激烈;我们的较为平静,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相称”。他还是为自己属于一个古老国家而自豪的。而十几年在西方的生活,亲见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华帝国的气象则要沉闷许多,他对东西两种文明孰优孰劣很是困惑:“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两种文明是相反的:我们的想法和行动都不同于欧洲人。这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只有未来能做出裁决”。这种困惑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中国现实状态的清醒,是一种摆脱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虚骄自大情绪的危机意识。

陈季同是19世纪中国极为少见的一个天才,他创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文化使者的业绩,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

 

注释:

①《陈季同传》,《福建通志·列传》卷三十九

②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

③黄兴涛:“不该被遗忘的文化人—陈季同”,载《光明日报》1998528

④沈瑜庆:“陈季同传”《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

⑤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第98页,1958

⑥郭延礼:“陈季同:中法文化使者的前驱”,载《中华读书报》,2000322

⑦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316页至317页,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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