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三坊七巷名人与台湾

http://www.fzskl.com  2009-11-19 16:26:38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论述三坊七巷赴台主要名人的概况和他们为保卫、开发、建设台湾,促进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如甘国宝、沈葆桢、严复、梁上国、刘家谋等。他们的业绩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另外也论述了三坊七巷名人家族在台湾的姻亲关系,使三坊七巷与台湾的交往更加密切,同时有利于榕台间的交往。
[关键词]三坊七巷赴台名人台湾贡献姻亲关系


      福州三坊七巷人才多,对社会贡献也大。本文仅就三坊七巷赴台名人及其在台贡献作个论述。
      一、三坊七巷赴台主要名人及其在三坊七巷的住址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开发和发展是由中国大陆,特别是福建人迁移过去,与台湾高山族人结合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福州三坊七巷赴台的主要名人有:曾住在宫巷的钦差大臣沈葆桢;曾住在文儒坊的总兵甘国宝、近代诗人陈衍;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翻译家林纾;曾住在光禄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诗人刘家谋、教渝周长庚;曾住在黄巷的吏部考功司主事梁鸣谦、詹事府少詹事梁上国;曾住在塔巷的著名文化人杨浚等;曾住在郎官巷的掩护中共秘密特派员的吴石,严复的孙女严倬云、严停云。他们在台期间,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台湾的发展和祖国两岸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二、三坊七巷名人赴台主要贡献
      1 保卫台湾
      (1)甘国宝两次赴台事迹。甘国宝(1709—1776),自幼聪颖好学,练就一身武艺,尤擅射箭。雍正七年(1729年)中武举,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武进士。历任贵州威宁、江南苏松、浙江温州、闽粤南澳总兵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皇帝授甘国宝为台湾总兵,并诏谕:“此系第一要地,不同他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彻者不能胜任。”①他奉令严守海疆,加强巡逻,巩固海防,使“兵安其伍,民安其业”。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甘国宝第二次赴台湾,复任台湾总兵。他到台湾后,“严疆界,谨斥堠”,注意团结高山族同胞,共同保卫台湾。他制订了总巡、分巡、轮巡、会哨诸办法,以维护地方的安全。当时,台湾六斗门常有海盗扰乱,危害百姓利益。甘国宝率兵巡防,缉捕盗首,绳之以法,沿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欧洲贵族莫利斯贝奥斯基侵垦台湾东部,企图变台湾为殖民地的阴谋没有得逞,应该说与甘国宝治台之功分不开的。
      (2)钦差大臣沈葆桢及严复、梁鸣谦等事迹。沈葆桢(1820—1879),林则徐的次女婿,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官至福建船政大臣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完成统一台湾,设立府治,隶福建省。可是日本无视中国主权,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利用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台湾番民)杀害之事件,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先后率领侵略军3000多人进攻台湾,从琅峤港登陆,分三路从枫港、石门、竹社夹攻牡丹社及其周边地区,并在龟山等地盖营房,准备长久占据。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874年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日军侵台事件等。沈葆桢根据当时的形势,上疏朝廷,提出处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四条建议,即“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其精神就是要通过外交努力,积极奋战,以实力威慑日本侵略者撤兵。五月一日(6月14日),钦差大臣沈葆桢、福建布政使潘霨、船政监督日意格等分开启程赴台。出发前,沈葆桢先把福建沿海防御布置得当。五月三日(6月16日),沈葆桢路经澎湖,便在澎湖视察炮台及设防状况,并考虑防守意见。五月四日(6月17日),沈葆桢到达台湾安平,便立即召见了道员夏献纶、总兵唐王真奎,听取了有关日军侵略活动的汇报。为了保卫台湾,沈葆桢根据台湾当时情况,采取“以战止战”的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岛内设防与请兵大陆,团结民心与开山抚番“三结合”的斗争策略。
      第一,沈葆桢亲自主稿照文,派潘霨、夏献纶、日意格等一行多人前往敌营与西乡从道进行多次谈判交涉。在谈判中,西乡从道等竭力狡辩台湾东部地区是无主之地,胡说“生番”之地非中国版图等。为此,潘霨一行给予驳斥,并当场拿出一本《台湾府志》,翻开指给西乡从道看,上面明确记载:琅王乔18社归“化外生番”,由台湾府管辖、岁纳番饷,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霸占台湾的野心。潘霨一行按照沈葆桢的意图,在谈判中坚持了原则,表达了中国神圣领土寸土不让的决心,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使日本扩张主义者的梦幻妄想破灭。
      第二,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加强防务。沈葆桢估计到日本侵略军不会轻易退走,便做好台湾岛内的布防,他调进大批大陆兵进驻台、澎,整顿台湾军队,招募士勇,如潘霨募得500人,组织为“按抚军”,沈葆桢也亲自募得1000人,名为“飞虎左营”和“飞虎右营”。沈葆桢还组织修建安平炮台、东港炮台、旗后炮台、基隆炮台、沪尾炮台,在澎湖改筑了妈宫炮台,新筑了大城北炮台,这样,台澎紧要海口都有炮台拱卫,改变了昔日处处皆虚的状况。此时,沈葆桢对海面防御系统又重新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布置,以“扬武”、“飞云”、“安澜”、“靖远”、“镇海”、“伏波”六艘兵轮常驻澎湖,与由日意格向赫德借海关“凌风”号派习合操阵式,以确保台防后路安全;“福星”号驻台北,“万年青”号驻厦门,“济安”号驻福州,以固门户;商船“永保”、“琛航”、“大雅”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军火;江南制造局到闽的轮只有“测海”一船,专用于在闽沪间传递消息。由此,使得“防务渐臻严密,彼族自无隙可乘”。特别是轮船搜集日军情报,探测港口,为军事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第三,团结台湾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入侵。日军入侵台湾,无恶不作,他们对高山族同胞实行残酷的野蛮烧杀。对此,番人给予不断反击,使日军受到惨重损失。据记载:五月一日(6月14日),日本侵略军的一些士兵在牡丹社山溪中洗澡,被番人用火铳击毙3人;五月四日(6月17日),驻扎在双溪口的日军挖取番薯时,被番人偷去洋枪反击,打死2人;五月五日(6月18日),日军在双溪口巡哨时,又被番人击毙1人。沈葆桢深刻地领会了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的含义。他提出:“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厉之,足以敌忾。”沈葆桢制订了“驱倭抚番”政策,团结番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在台湾的军事实力完全超过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实力,迫使了日本不得不派人与清政府谈判,终于十月二十五日(12月3日)被迫全部撤出了台湾。沈葆桢妥当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为开发台湾创造了安定环境。
      沈葆桢在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中,严复和梁鸣谦等也起了很大作用。严复和梁鸣谦都是随沈葆桢赴台参与处理日军侵台事件的。严复(1854—1921),著名的爱国志士。他对祖国台湾有独钟,这不仅由于其爱子叔夏的媳妇(林慕兰)来自台湾,他的军旅生涯的初始实习阶段也曾到过台湾各港口考察,因此,他对台湾很有感情。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严复参与处理日军侵台事件,首先,他驾“建威”军舰到上海运淮军赴台,加强台湾军事力量,接着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旂莱各海口,并调查当时肇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②,严复把调查的情况,咸与绘图,为沈葆桢领导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宝贵资料也有力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一贯主权。严复对中国台湾省海岸版图的界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梁鸣谦(1826—1877),进士。同治六年(1867年)被沈葆桢聘为船政幕府,主要负责对当时从外国引进的机器设备和零配件的汉语定名和机器使用说明及性能的翻译工作,被人称为“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者”。他是沈葆桢的得力助手,在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中,他深谋远虑,沈葆桢的奏章多出其手。他主张对日侵略不能屈服,建议修筑碉堡,添建炮台等。沈葆桢十分赏识他的建议和主张。沈葆桢妥当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他是有功绩的。
      2 开发与建设台湾
      (1)梁上国开发《蛤仔难》立有功绩。梁上国(1748—1815),进士,嘉庆十二年(1807年),内迁詹事府少詹事。同年,梁上国赴台湾,并深入蛤仔难作调查研究,他见那里平旷富饶,每为海盗所窥伺,而清廷视之为化外之区,感到痛心,曾要求清廷在那里建置设官。在这之前,同乡谢金銮作有《蛤仔难记略》,其内容包括原由、宣抚、形势、道理、图说和论证等,他和梁上国一样也要求蛤仔难设官治理。他多次上书当道,但屡请不准,谢金銮并不气馁,即把《蛤仔难记略》寄给少詹事梁上国,梁看后深表赞同和支持,便更加坚定地向嘉庆皇帝上了书,奏明将蛤仔难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以获海疆之利。嘉庆皇帝见奏后“纳其所请”,乃谕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思诚“悉心妥议奏闻”。嘉庆十五年(1810年),梁上国的奏议得准了,“蛤仔难”收入了版图,“蛤仔难”改称“噶玛兰”,不久,又改为“噶玛兰厅”,设官治理,这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是个有力促进。噶玛兰厅的建置设官、开发和建设,梁上国是立有功绩的。
      (2)林纾在台湾经商事迹。林纾(1852—1924),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二十三年(1897年)夏,由王寿昌口述,翻译成功《巴黎茶花女遗事》,从此走上翻译道路。青少年时期,他曾三次赴台。林纾5岁那年,其父林国铨到台湾经商谋生。同治六年(1867年),林纾6岁,因父亲在台湾生意忙久未回家,叔父也在台湾作会计办商务,林纾便到台湾省父,随父在台湾淡水等地经商,做记帐等事,居台三年,于同治八年(1869年)回福州完婚。林纾其他二次赴台,是因父亲在台病重和弟弟病卒于台而去的。林纾和他的父亲等在台经商应该说对促进台湾经济的流通和海峡两岸物品交流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林纾来说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这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3)沈葆桢开发和建设台湾的功绩。第一,调整台湾行政区划。日军侵台事件结束后,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全台的管理和大举开发台湾的需要,他决定台湾由原来的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即增设台北府,合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基隆、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府县增设,便要增吏,沈葆桢很重视选派有能力、当地群众拥护、办事公正的官吏担任这机构的领导。沈葆桢在台北增设府县和增吏,加强了对台湾南北内山的行政管理,维护了台湾全岛的主权,彻底粉碎了外国列强所谓“政令不及”的“无主之地”等谬论,同时对开发台湾经济、文化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架设电报线。沈葆桢在指挥台湾防务中,发现轮船传送消息太慢,于是,他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974年8月1日),即奏请清廷架设闽台电报线,计划架设电报线从福州到马尾到厦门,然后渡海到台湾。皇帝批准后,沈葆桢为此作了努力,他想利用电报的优点来为台湾的海防近代化等建设服务。此工程由丹麦大北公司承包,因为外国人偷工减料、抬高物价未建成。但沈葆桢的开创精神十分可贵。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刘铭传发扬沈葆桢开发台湾的精神,继续发展台湾的近代通讯业,他主持铺设了台湾淡水沪尾至福州川石的海底电线,为榕台两地政务商情等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条电线,被人们称为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脐带,使台湾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被誉为电信丝路。
      第三,继续做好抚番工作,调动番民与汉民一道开发、建设台湾的积极性。在日军侵台期间,沈葆侦为了“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即着手抚番通路。日军侵台事件结束后,沈葆桢在“会筹全局”疏中指出:“为会筹全台大局,抚番开路,势难中止。”他认为此举关系到台湾安全和开发建设,因此,沈葆桢把开山抚番作为长久任务来抓,他坚信,继续搞好开山抚番,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收效。
      第四,主张开禁政策,支持大陆移民和生产技术等进台湾。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指出:“盖台湾地广人稀,山前一带虽然蕃息百有余年,户口尚未充韧,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渡……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③。因此,他提出废除“三禁”意见:即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废除严禁台地汉民私入“番界”(土著民族住地区)的旧例;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格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沈葆桢的意见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从此,台湾全面向内地民众开放,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了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一)与东部山区所谓“山后”(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番民(高山族人)间可以自由地往来交流。大陆(包括福州地区)的各种物资、生产技术等可以自由地向台湾各地流转,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第五,兴办台湾近代煤矿。沈葆桢为了发展台湾经济和满足福建船政局造船和养船的迫切需要,他决定在台湾基隆兴办近代煤矿。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沈葆桢利用议筹海防的机会,向清政府提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用机器开采煤铁以济军需,次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关于基隆煤矿的组织形式,沈葆桢为了权操于我,只有采取官办,反映了他初期的洋务思想。他决定引进机器设备,延聘洋矿师,经费由我支付,利害由我任,便于操纵。沈葆桢是位考虑问题周到、办事谨慎小心、兢兢业业、不说大话、不瞎指挥的人。他有多年办洋务军工的阅历和经验,主持近代企业很在行。为了办好基隆煤矿,先让聘来的英国工程师翟萨在台湾北部进行了全面勘查,于光绪元年(1875年)秋写了调本报告。此报告认为,基隆一带各山均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其中最佳地点为老寮坑,不但煤层便于开采,而且山径低平,容易修建车路,又离水口较近,运费低廉。沈葆桢根据翟萨勘查的资料,又经当面考究,制定有关章程后,才最后决定动手兴办,派翟萨到英国购买机器与招聘洋匠等。沈葆桢要求煤矿所产的煤不仅要供福建船政局的需要,还打算把基隆煤斤(煤的总称)挤入上海、香港等市场与洋商争利。当时,沈葆桢也看到,土货税厘较重,影响与洋货的竞争能力。因此,沈葆桢上疏《台煤减税片》,请求清政府台煤减税。清政府批准后,大大有利于台煤投入市场与洋商竞争。基隆煤矿由于使用先进机器开采,产出的煤质量甚佳,产量也发展很快,当时外国报纸报道:“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④沈葆桢等兴办基隆近代煤矿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第六,发展台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沈葆桢为了开发和发展台湾,他很重视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沈葆桢为发展农业生产,在各地开设招垦局,招募大陆农民和台湾当地的番民一起垦荒、种田。如光绪元年(1875年),即有汕头、厦门、香港农民2000余户应募渡台到台湾东部定居,随后招来的农民更多,他们为台湾增添了垦荒生力军。沈葆桢对垦荒者采取优惠政策,分给他们土地、农具、耕牛、种籽和生活必需品等。沈葆桢还鼓励兵勇认垦,允许屯垦者与“番民”通婚,广泛调动垦荒者的积极性。他们利用大陆传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努力垦荒和耕作,使台湾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
  沈葆桢在抓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发展手工业。他奏准解除禁令后,从大陆(包括福州)移来了许多巧工能匠。沈葆桢鼓励他们铸铁锅器皿及各种农具等,满足台湾人民生活和农耕的需要。
      在商业方面,沈葆桢废除禁令后,大陆(包括福州)移民和商贾带许多货物到台湾、到番民居住区做生意,开店铺,台湾的货物,如大竹等也不断出口,进行贸易活动,以达到互通有无。沈葆桢对商人的正当活动采取鼓励政策,使商人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花莲港平源北端,罗大春建立城垣(当地人称之为“新城”)后,商贾纷集,设市热闹,呈现繁荣热闹景象。公路开辟后,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新兴的市镇和街道,公路沿途出现了为客商、过往行人挑物件的脚力。番民(高山族人)猎取的鹿茸、鹿肋、鹿皮、熊胆、熊皮和大竹山等山货通过公路运出,汉人生产的耕作工具、火药、铅子、刀枪等也通过公路运入番民的聚居地。
      3 促进台湾文化建设
      (1)兴办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日军侵台事件结束后,沈葆桢认为开发台湾,必须处理好当地少数民族(高山族)问题。这些番民长期住在山区,文化比较落后,对于迁入的汉族人,他们多有不理解,甚至还抱有仇视的心态,因此,对番民要开展教化。沈葆桢认为教化之本就是要兴办学校,提高文化素质。通过办学,使番民知书明理,摆脱野蛮、愚昧状态,步入文明。沈葆桢宣称“番学不可惜费”,决心多下本钱。他本着孔子的“有教无类”精神,在枋寮先办起了一所义塾,令各社送“番”童入校,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接着又在蚊蟑埔、虎头山、四重溪、剌桐脚等14处设立义塾,招收“番”童入学,教学童读书、认字、写字、学算、学唱歌、跳舞,精通文墨、知礼义等,使番民一代一代文明、聪敏起来,跟汉族同步发展。在办学施教中,对“番”童不但免收学费、寄宿费、伙食费等,而且还可获得生活费。如在射麻里、四重溪等8处所设义学中规定,“凡就学者,每人每月给500文,以为笔纸及膏伙费用”。沈葆桢办学之实效,提高了番民的素质和水平。沈葆桢还会同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一起上疏,奏请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建专祠,得到清政府的批准。郑成功专祠建成后,沈葆桢亲自为之写楹联,宣传郑成功的爱国事迹,教育台湾番民爱台爱国。沈葆桢的如上举动,开创了清政府对土番民族教育的新纪元,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并增强了友情。另外,刘家谋(1813—1853),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任台湾府学教谕,怜才爱士,留心文献,所至尽搜罗掌故;周长庚(?—1893),光绪十二年(1886年)前后寓居台湾多年,任彰化教谕,负气节。在任时,彰化成为闽台文化交流之所,台湾南北无不知周教谕之名。刘家谋、周长庚等也为台湾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编写台湾地方志。杨浚(1830—1890),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例授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清同治八年(1869年)秋,广东高要县人陈培桂任台湾淡水厅同知,他聘杨浚到台湾修《淡水厅志》。杨俊便很快修成共十六卷的《淡水厅志》,并于同治十年(1871年)刊行问世。该志记载了海峡西岸的贸易情况。《淡水厅志》载:“商贾、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至樟栳、茄藤、薯榔、通草、藤、苧之属,多出内山。茶叶、樟脑,又惟内港有之。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⑤台北基隆一带是产煤地,该志还讲:“自同治二年八月开口,洎今九年,少者十余万担,多者三四十万担”。⑥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引进机器开采后,煤的产量又有增加,这些煤主要运到福州、上海等地贸易。大陆的货物,特别是福建的货物,也有很多运往淡水等地贸易,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台北经济的繁荣。
      《淡水厅志》完稿后,杨浚还应邀到新竹纂订郑用锡的遗稿,于是后来有《北郭园全集》问世。此书的刊行,对于研究台湾的庭园建筑等方面,有许多参考价值。这是杨浚对台湾地方志事业的功绩。
      另外,梁上国对台湾地方志也有贡献。嘉庆十二年(1807年),梁上国内迁詹事府少詹事,同年到台湾,并深入蛤仔难作过调查研究。嘉庆十三年(1808年),梁上国得到同乡谢金銮寄来的《蛤仔难纪略》一书后,深表赞同,经过充实后,即向嘉庆皇帝上书,奏明将噶玛兰(蛤子难)收入中国版图,设官治理等内容。这样,谢金銮的《蛤仔难纪略》这本志书的内容和要求几经周折,通过同乡梁上国的关系送到了朝廷。嘉庆十五年(1810年),梁上国的奏议得到清廷的同意,噶玛兰(蛤仔难)收入了版图。对此,台湾学者高诸观在《梁上国收蛤仔难》一文中说:“梁上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到台,官少詹事。由台北翻山涉水入蛤仔难,见那里田土平旷丰饶,每为海盗所窥伺,而清廷视之为化外之区,感到痛心,上书清廷,主张收入版图。清廷纳其所请,并命福建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议之。十五年,总督方维旬巡视台湾,到艋舺,后条陈其地形情势,以其地名噶玛兰(蛤仔难)。十六年,总督汪志伊、巡抚张师诚酌定条例,置噶玛兰厅。”⑦从上看出,梁上国不仅在噶玛兰厅建置上立有功绩,也为台湾地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
      (3)诗文与书画。第一,刘家谋、周长庚诗文。刘家谋是重视民族气节、富有才气的人。他的诗文作品很多,主要有反对鸦片和反映风土民情的诗。他在台湾任教谕时,针对台湾社会存在的鸦片毒害,写下了一首《鸦片鬼》诗,诗云:“形骨犹存精气死,虽曰生人鬼而已。地狱变相一十八,古来阎罗不识此。竹棺尺许横空床,幽火照君归北邙。可怜无数累累土,还向春风种米囊(鸦片)。”揭露鸦片将人变成鬼的罪恶,疾呼台湾人民要禁止吸鸦片,远离鸦片。他写有怒斥鸦片危害的诗集有《海音》二卷。此诗集在台湾出版后,在民间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台湾一批文人也纷纷撰写诗文,要求禁绝烟毒,如有李华写《乌烟鬼》诗、郑用锡写《鸩毒》诗、施琼芳写《恶洋烟》诗、徐宗干写《全台绅民公约》文、姚莹写《复邓制府言夷务书》文等。他们表现了祖国两岸人民共同抵制鸦片的正义要求和决心,其意义是很大的。刘家谋在《海音》诗集中,还对英勇抗夷、保卫台湾领土立有战功的台湾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等将领给予歌颂。另外,刘家谋很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写有大量反映台湾风土民情的诗文。他在《海舶杂诗》中,有“铁板沙”、“排衙”、“落溜”、“鸦班”、“荡缨”等词,均是风俗俚语;他在《观海集》中的许多诗文,都详尽地描写了台湾的山川文物、物产气候、礼仪风俗、岁时年丰、饮食服饰、寺庙道观等;他撰写的《台海竹枝词》十首,均为台湾的民俗风情,对研究台湾乡土历史也有一定的价值。刘家谋在台湾还写有《旱两月矣见村农入城祈雨者》、《七月十五夜喜雨》、《草地人》等诗,表现他对台湾民众的关心。刘家谋深受台湾人民的尊敬,被称为“好官”。周长庚也善于写诗,其诗词有《谒延平王祠》和《台湾风土诗》20首流传,其功绩列入《彰化名宦传》。
      第二,书画。甘国宝、林纾的书画在台湾广为流传。甘国宝雅好文墨,擅绘山水画,尤工手指画虎,其“指虎”形态各异,有伏虎、走虎、卧虎、蹲虎、下山虎、上山虎,双目炯炯,威猛非常。甘国宝曾两度出任台湾总兵,武将儒风,军务余暇,常挥毫作画,尤擅用指头画虎,其作品被人珍藏至今。1900年,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办的“台湾书画作品三百年展”,就展有他的指墨虎。林纾青少年时期,曾三次赴台,他对书画的兴趣,是在台湾开始。清咸丰五年(1855年),有举人黄笏山,祖籍福州,出生台湾淡水厅,精于书画,善写意花卉,尤工水墨兰竹。林纾见其画非常欣赏,因而产生了学画的浓厚兴趣。林纾通过长年苦练,终于成于风格独具的书画家,其山水画作品在台湾广为流传。
      (4)开展文化交流。郁达夫(1896—1945),著名作家。他为了与台湾民间进行文化交流,于1936年12月中旬赴台访问,时间约一个星期。他在台湾,主要通过演讲、座谈等形式,与台湾的作家、民间人士进行交流,郁达夫一方面了解他们的情况,另一方面,把大陆文坛的情况介绍给他们,鼓励他们多写好作品。郁达夫的这次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对台湾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
      4 支持革命事业
      (1)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广州起义。1911年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香港筹划辛亥广州起义。林觉民奉命回福州组织福建革命志士前往参加,因路费无着,同盟会福建分会便派王孝总和陈懋复(陈宝琛之子)到台北找林家设法,旋由林薇阁(林薇阁曾加入福建学生会,后林森率同“福建学生会”全体会员加入同盟会,因此,林薇阁也成为同盟会会员)募款得日币二千元,嗣林觉民等烈士持为川资,赴粤参加黄花岗起义,是为台湾与辛亥革命发生之关系。
      (2)支持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吴石(1894—1950),参加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代。1946年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福州解放前夕,台湾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命电召吴石赴台,他迫于形势,不得不从。赴台后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在台湾,掩护中共秘密特派员,递送绝密军事情报给中共中央,立有功绩,因叛徒告密,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英勇就义。为了表彰吴石作出的特殊贡献,1973年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追认为革命烈士。
      5 姻亲关系命名三坊七巷与台湾的交往更加密切
      陈宝琛(1848—1935)曾住文儒坊,当过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溥仪授其“太傅”。他有一位胞妹嫁给台北大族林尔康,后来陈宝琛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林尔康的二儿子林熊祥(林薇阁的弟弟)。林熊祥字文访,曾住在杨桥巷,从小在大陆读书,精通诗文和书法,有“台湾一枝笔”和台北“桂冠诗人”之雅誉。陈宝琛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于光绪七年(1881年)前后在天津认识,后来成为知交。1914年,严复托陈宝琛代为第三子严叔夏(严琥)物色媳妇,并把严叔夏的照片和生辰八字交给陈宝琛,陈喜欢严叔夏的聪敏,乐做介绍人,将台湾妹夫林尔康的女儿林慕兰介绍给他,双方发展为姻亲之交。林慕兰生于台北板桥,4岁时就随母亲陈氏到厦门鼓浪屿定居,及长转福州住杨桥巷(即林熊祥处),1918年,严叔夏与林慕兰结婚后,起初住在严复老家阳歧。严复是当时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上司刘冠雄的恩师,李厚基送了一座郎官巷的房子给他。严复见媳妇(林慕兰)在阳岐过不惯乡间生活,两周后,便让严叔夏和林慕兰迁入郎官巷长期居住。郎官巷和杨桥巷是邻巷,从严复大门走到林(熊祥)家的后门,距离不过两三丈,往来非常方便,林氏兄妹可以随便来往。抗战时期,严叔夏、林慕兰迁居上海。抗战胜利后,林慕兰携子女返台定居。林慕兰在亲友的介绍下,将长女严倬云嫁给台湾大族辜显荣之子辜振甫,将二女嫁给台湾企业家叶名勋。严倬云(1925—),严复孙女,台湾著名的社会活动家。2004年2月,她带一个儿子、二个女儿和二个侄儿一起回到故乡——福州。她说:“回到故乡福州,我很快乐”,“我永远爱故乡福州”。她应邀参加了福建省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向福建师大严复研究所赠送一万美元,作为严复研究经费。她还到郎官巷严复故居、鳌头山严复墓和鼓山外婆陈芷芳墓拜望,追思先贤,重温儿梦。严停云(1926 2—)严复孙女,从事写作,台湾著名的作家,著有《智慧的灯》、《生命的乐章》、《七色桥》、《玻璃屋里的人》、《和风》、《晴》、《华严选集》、《澳洲见闻》、《蒂蒂日记》、《镜湖月》、《无河天》、《高秋》、《神仙眷属》、《花落花开》、《明月几时圆》等,其作品在台湾文化界颇有影响。以上所说的姻亲关系,使三坊七巷与台湾的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同时有利于闽台间的交往。
      综上所述,三坊七巷人才多,赴台的主要名人也多。他们在台湾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保卫台湾、开发和建设台湾、促进台湾文化发展、加强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和为祖国的统一事业等都作出了显著贡献。

注释:
①《福建省志·人物志》上,第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②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第2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③《沈文肃公政书》卷五。
④《华北捷报》,1875年5月1日。
⑤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一,第298页。
⑥同治《淡水厅志》卷四,第112页。
⑦《榕台关系初探》第48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作者简介:萧忠生(1940~),男,原福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副研究员。邮编:3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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