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昙石山文化与黄土仑类型的渊源关系

http://www.fzskl.com  2009-11-19 16:34:02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闽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目前考古研究,主要是以昙石山下层、中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昙石山文化的先民们生产和生活用品,在昙石山、溪头等遗址中都有较多的出土,距今4000—5000年。在福建闽侯黄土仑商周遗址中曾出土有陶鼓,亦即先秦文献所称之“土鼓”。其用途为商周时期祭祀农神与仲春、仲秋播种收割时演奏之用。说明当时中原礼制及某些祭祀的乐器已传入闽越地区,证实两地的文化交往十分悠久。该器物也是殷商文化南传入闽的重要证据,证明殷商文化最南已经深入闽越腹地。
[关键词]昙石山下层中层黄土仑殷商文化闽越


      根据考古研究,闽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是以昙石山下层、中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昙石山文化的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在昙石山、溪头等遗址中都有较多的出土,距今4000—5000年。从上层的陶器刻划符号来看,已经进入文明时期。相邻的闽侯鸿尾黄土仑遗址是受到中原殷商文化南传影响的闽越文化重要遗存,它是闽侯县鸿尾中学于1974年发现的。1978年正式发掘,实际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几年来共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200件,并于1984年发表简报。其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1300年±50年,即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①昙石山文化与闽侯鸿尾黄土仑类型的叠压关系,已经清楚证明了其间的继承关系。本文从两者考古文化传承的角度来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昙石山文化的内涵与表现
      据目前已发现的我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从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凤象牙雕刻、双龙凤纹骨匕、乌首形陶器座等艺术品来看,表明江浙地区的原始氏族以“鸟”为图腾信仰;而在其他地域原始氏族的图腾,至今没有发现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但是,从古代文献记载,如《说文解字·虫部》蛮字条下释:“闽,东南越,蛇种。”《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也同样说:“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等于直白“闽”乃“东南越”,或“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以蛇为图腾。研究表明,闽越族体是在当地原始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在福建境内及瓯江流域的浙江南部(今温州、平阳、瑞安、苍南等地)存在的几何印纹硬陶遗存,无论是分布地域或存在时间,都同闽越族相吻合,因而可以认为它是闽越族的物质文化遗存。②
      这类遗存是在该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在闽江下游地域的昙石山文化表现得非常清楚。在昙石山文化遗址中,新石器文化层同几何印纹陶文化层是彼此叠压着的。如著名的昙石山遗址、溪头遗址、庄边山遗址以及东张遗址等,都是新石器文化层在下,其上便叠压着几何印纹陶文化层,再上就是黄土仑类型文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闽越族蛇图腾崇拜应当起源于昙石山文化。昙石山文化的早期印纹陶向昙石山上层文化时期及其以后闽越族的几何形印纹硬陶方向发展。昙石山上层文化层时期,同时伴出的还有几何形图案的彩陶器。这类彩陶,除了在闽江下游地区有较集中出土外,在东北部直至浙南的瑞安等地,东向延伸中至台湾岛内,南至厦门地区均有发现。
      这就说明“闽台区”具有显著统一特征的文化,几何印纹硬陶在陶器中已占了主导地位。据1959年全面普查的结果,在当时全省共发现遗址就达1000多处,它们多数都有印纹硬陶出土。这些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的缔造者,便是由他们的各亲属部落进而融合成为民族(闽越族),其中某些几何形纹样(例如曲折纹、方格纹或菱形纹可能是蛇身上花纹的简化和演变等等),与氏族的蛇图腾信仰有关,应是昙石山人遗俗的反映。
      我们知道,殷商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中原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南方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闽越族,在殷商文化南传的历史进程中,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区域保留了一些文物或文化遗存,成为殷商文化与福建土著文化频繁交往的有力的历史见证。黄土仑类型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时陶器手工业开始兴盛,生产工具中的砍伐器石斧,掘土器较大型的石锛、石铲,耕耘器牡蛎壳耜,收割器石镰、石刀、蚌刀等,说明昙石山人的耜耕农业已经相当普及。东张遗址烧土中发现的稻草痕迹,证明已经开始种植水稻。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脱离了单纯依赖渔猎生活的游移性,具备了相对稳定居住生活的条件,先民依傍山坡台地建筑房屋。东张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中层都发现半穴式的房屋基址。手工业部门之一的纺织业进一步发展,纺织工具中的陶纺轮、骨锥、骨针的出现,反映了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纺轮形制为菱形、算珠形、圆饼形,有的表面加麻点纹、漩涡纹、米字纹、辐射线纹、方格纺等彩绘纹饰。形状的不同,是为了纺制各种不同规格品种纱线的需要。彩绘装饰,则是为了旋转加拈时容易判断拈向以利纺线均匀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衣、食、住、行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昙石山文化人的氏族部落社会逐渐繁荣昌盛。
      根据对昙石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其包含物的演变规律的科学分析,昙石山文化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③
      昙石山文化遗址先后进行了8次考古发掘,共发现墓葬89座,陶窑9座,壕沟2条,出土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经考古学家研究,昙石山文化遗址基本上是一处4000—5000年前原始社会晚期的公共氏族墓地,其上层叠压着3000多年前的黄土仑文化遗物。经多方鉴测,昙石山文物的年代大体可界定为距今4000—5000年;黄土仑文化大体可界定为距今3000—3500年间。昙石山氏族公共墓地自5000年前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墓葬层层叠压,沉睡至今。尤其是1996年第8次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福建先秦闽越族的历史昭然若揭,证明闽江流域已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
      二、昙石山文化的特征及其学术地位
      佟柱臣先生的《史前史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论文以为,南岭山脉和武夷山脉的北侧有浙江瑞安山前山、江西定南夏岗、湖南南岳彭家岭、安仁何古山诸遗址;南侧有福建闽侯昙石山、白沙溪头、广东曲江石峡、始兴新村诸遗址。并且肯定了昙石山文化的特征及其学术地位。
      1 昙石山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各区域稳定的联系
      在昙石山文化区域的北侧,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诸遗存与钱塘江的河姆渡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面貌不同,在飞云江和上塘溪均发现了磨制石器,瑞安山前山除见有篮纹灰陶外,还在泥质红陶上以黑彩赭彩绘出条状纹、方格纹,近似昙石山的作风,为太湖周围诸文化中所罕见,透露受到了武夷山南侧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的影响。此点尤其可贵,说明昙石山文化并非自我封闭,从她诞生不久就保持与外界的密切联系,将自己的制陶技术向北传播,越过了武夷山,直达千里之外的太湖地区。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山前山遗址。④在泰顺县司前镇狮子岗、瑞安市湖岭镇新垟等遗址出土的釜、罐类的口沿部分,有的刻划有|X、W、-|、艹、X|L、M|等示意文字或记事符号,这是闽越先民使用文字的初始,是探讨闽越先民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⑤新石器时代晚期好川文化文明特征的突显表明,浙南地区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与中国文明起源多元性、不平衡性的特征表现得高度一致,经过长期的酝酿孕育,文明的曙光已悄悄照临浙南大地。⑥南侧,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特征是非常清楚的,它与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完全不同。昙石山下层以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器形有釜、罐、盆、钵。这个文化虽然有鼎,但不见其他三足器,而以釜为主,说明与长江流域文化具备多釜的特点有一定的联系。纹饰则有贝印纹、细绳纹、竖篮纹、重圈纹等,壹形器上的牛角形把手和印点纹彩陶,更是别具风格。至于石器,种类既少,器形又小,弧线三角形横剖面的石锛为昙石山文化的代表器形。还有蚌铲,也是长江流域诸文化所罕见的。在探索昙石山文化与外界联系时应当特别关注。
      李仰松先生认为,福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而得名的昙石山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昙石山文化的石器以锛为最多,除扁平常型锛、有段石锛,还出土一面扁平、一面有人字形纵脊的石锛。几何印纹陶和绘红色条带、卵点的彩陶,是昙石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⑦
      昙石山文化以闽侯昙石山中、下层为代表,同类遗址有闽侯庄边山贝丘下层和溪头贝丘、福清东张下层等,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一带。石器以锛为最多,除扁平常型锛、有段石锛外,以带人字形纵脊的石锛最具特色。当时经营农业并有较发达的渔猎经济。陶器有釜、鼎、壶、罐、豆、簋、杯等。存在少量饰曲尺纹、圆圈纹、叶脉纹等纹样的几何印纹陶和绘红色条带、卵点的彩陶。昙石山有5座横穴式陶窑,集中分布在一起,表明烧窑已具有一定规模。在溪头遗址发现一座成年男女的同坑合葬墓,男性仰臣直肢,女性侧身屈肢依附于男性的身旁,当是原始父权制时期的一种葬俗。昙石山文化的上层发展趋向为已经进入青铜时代。⑧。
      2 昙石山文化与台湾地区早期文化的联系
      “凤鼻头文化”是台湾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接受大陆文化尤其是昙石山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凤鼻头文化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至公元纪年以后。它分布在台湾西海岸的中南部,以高雄县林同乡凤鼻头遗址为代表。这个遗址保存的文物很丰富。最早的是红陶文化,出土的陶器有大口的碗、盆,细长颈的瓶,小口宽肩的罐,足为圆柱形的鼎等等。它们大都是用质地细腻的泥土,以手捏制再烧成,表面印有绳纹或席纹,有的上面还有深红色的彩绘。除陶器外,还出
1盉2簋3席纹陶壶4穿孔牡蛎器5 石锛

土了不少石器,有石锄、石斧、石磨盘、穿孔的石刀等,大多是农耕用具。在居住区,发现一处房子的遗迹,长方形,东西向,看上去是干阑式建筑。在台南市的一个遗址里,还发现了粟粒遗迹。从农具和粟粒看,那时台中、台南的远古居民的生活,已经从以采集渔猎为主发展到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墓葬中已有石板棺,还有精致的陶器作为殉葬品。一些齿骨上有了拔牙的痕迹。
      凤鼻头文化的陶器和大陆东南、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极其相似,其中陶器显然是受了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影响。当红陶文化在台湾中南部扩展时,又受到福建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影响。从年代上看,凤鼻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属于同一时期;从陶器的器型、花纹、彩绘以及附上质地上看,也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稍晚的凤鼻头文化出土的陶器以橙红陶、黑陶、彩陶为主。黑陶的颜色深黑面光亮,经过打磨,比较薄,外表刻划着线条纹、波状纹,有的用贝壳压印出纹饰,有的陶片上还发现稻壳的印痕。同期的昙石山文化和福建福清东张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橙红陶、黑陶。最晚的凤鼻头文化,也就是高山族先民的文化,出土的陶器以灰黑陶为主,纹饰大多为方格纹。遗址里还发现采矿铸铁的痕迹和较多的铁器和玻璃株等。铁器的发现说明,高山族的先民受大陆文化影响,已进入铁器时代。从凤鼻头文化的发展不难看出,台湾的古文明和祖国大陆东南、华南地区的古文明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
      从垦丁寮、鹅銮鼻的墓葬人骨上见有拔牙习俗。约自前1500年至公元初期,发展成为素面和刻纹黑陶文化类型,主要遗址有高雄县凤鼻头上层、台中县营埔等。营埔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有稻壳印痕。最后是印纹和刻划纹灰黑陶文化类型,已属铁器时代遗存。⑨
在华南地区,大约在前6000—7000年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广泛分布着一类新石器遗存,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普遍共存,陶器主要是简单的绳纹粗红陶,渔猎经济的特征明显,在文化性质和经济类型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同时各地又有自身的特点。
大约不迟于前3000年左右,华南各地新石器文化的特征更加明晰,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迹象也比较清楚。在更新世冰河时期,海水下降,台湾西北端还曾同祖国大陆相连。自石器时代起,台湾与大陆间的文化联系便十分紧密,始终连绵不断。
      三、黄土仑“土鼓”的主要用途及其与农耕的关系
      在说到黄土仑时,先要讨论庄边山遗址。庄边山在闽江南岸、与昙石山隔江对峙,是一座高出江面约20米长形山岗。遗址东西长约190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1956年发现,1960年春试掘,发掘面积78平方米。1982年至1983年进行大面积发掘,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出土有石、贝、陶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文化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出土石器以石锛为主,少量为凿、斧、镞等;贝器有耜和刀两类;陶工具为陶拍、纺轮及小网坠,出土的陶器陶质主要为夹砂灰、黄陶和泥质灰陶,纹饰有绳纹、条纹等,器形有釜、罐、壹、豆、簋、碗、杯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
      1 土鼓的发现与闽越族的农耕
所谓土鼓,又称陶鼓,即陶制的鼓。黄土仑的陶鼓质地为泥灰硬陶,身作腰鼓形,两端开口,中空,器身上附兽形提梁,下接喇叭形实心座。口径4厘米、通长8 4厘米。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鼓相比,在形制上已有所进步。陶鼓在古代文献中多写作“土鼓”。先秦文献有关土鼓的记载颇多,如《周礼 注疏》卷二十四《春官宗伯第三》云:“龠章,掌土鼓豳龠。”郑注引“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匠,以革为两面,可击也。”“贾公彦疏,释曰: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郑注《礼运》云,土鼓,筑土为鼓也;蒯桴,桴谓击鼓之物,以土块为桴”。“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郑玄注:祈年,祈丰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贾公彦等均认为土鼓是“以革为两面,可击”。可见土鼓确是一种蒙兽皮的陶制打击乐器,主要用在农事方面的祭祀仪式之中,如春耕之始祈求神农氏保佑风调雨顺之类,并且也用于仲春之昼“逆暑”,中秋之夜“迎寒”,总之,是季节变换之时,先民以土鼓等乐器伴奏进行祭祀活动。
      《礼记·明堂位》也说:“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孔颖达疏:“《正义》曰,此一经明鲁用古代之乐,土鼓谓筑,土为鼓;蒉桴以土块为桴。……《礼运》云:伊耆氏始为蜡,蜡是报田之祭。按《易·系辞》神农始作耒耜,是田起于神农。故说者以伊耆氏为神农也。”孔颖达以为土鼓是古代鲁国一带所使用的古乐器。《世本》则记:“夷作鼓,盖起于伊耆氏之土鼓”。《吕氏春秋·古乐篇》亦云:“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觡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鼓舞百兽”。这后一条文献,孙诒让曾将它与前几条记载联系起来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置缶’难通,‘置’疑作‘冒’,形近而误。《周礼·龠章》,掌土鼓豳龠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说文》‘革’部云,‘辂,生革,可以为缕束也’。此以麋骼冒缶以为鼓,即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也。……《效特牲·释文》引或说谓伊耆氏即尧,此云‘帝尧命质为乐’则糜辂冒缶或即伊耆土鼓之制欤。”总之,土鼓是商周时期中原先民的打击乐器,通常用来作为迎接春季播种时节或庆祝秋季作物丰收的祭祀典礼上的演奏工具。由此可以推论,凡是农耕区域的农事活动多与之有关,各地考古发现也确实证明之。令人感兴趣的是其制作手法与设计理念竟然与昙石山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即带有牛角形把手的水杯极为相似。
      2 土鼓与商周中原文化的南传
      由于福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和闽江、晋江、九龙江等不同水质在该地区纵横交织,所以造成当地土著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分割性,反映了闽越族不同支系文化的区别和联系。殷商文化的南传也对这些支系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闽江下游的考古文化源流最为长远,序列也较为完整,应当是闽越文化的核心地带。该文化的青铜时代受殷商文化影响较为明显。闽侯黄土仑土鼓就是典型的实例。
      土鼓作为礼制器物,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已有所发现,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为黄河流域出土,且断代多为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土鼓则发现甚少。相关发现如20世纪70年代末在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铜鼓。令人惊奇的是,在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居然有如此完整的商周时期的土鼓出土面世,并有众多伴随出土极富地方特色的仿铜陶器,这在全国商周时期考古中亦较为少见。我们以为作为福建所发现商周时期的唯一土鼓弥足珍贵。它的发现向人们说明了以下若干问题:
      首先,黄土仑土鼓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对先秦时期福建地区闽越族文化内涵的研究。自商周至战国,福建的大部、广东东部及浙江南部均是闽越族的主要活动范围。福州地区当是闽越族活动的中心地区。由于先秦文献有关记载相对缺乏,该陶器有助于我们对先秦时期闽越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加深认识。关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的土著民族,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七闽”就是“闽越”。第二种看法认为“闽”就是“越”,闽族不限于福建,而广布东南,先秦两汉时期福建的土著就是“闽越”一种,“尽管‘闽’与‘越’的出现有先后,最初的含义亦有不同,但后来用来专指东南地区越人”,“闽越族形成的时间可推至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笔者是赞同这一种观点的。第三种看法即认为“闽”是商周时期福建土著,“越”是商周江浙土著,“闽越”是周代以来因越人的南迁导致吴越文化与土著的闽文化融合的产物。随着研究的深入,鉴于黄土仑类型“广泛地分布于福建大部分地区,即福建北部、西部、中部和闽江水系流域、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以及闽东地区。省外如赣东北鹰潭一带也有发现,其覆盖面积比昙石山文化及庄边山上层类型更为广大,是福建青铜器时代最主要的文化类型之一”并推断其年代大约距今3500—3000年左右;由此看来,黄土仑类型文化的主人其活动范围及年代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比较一致的,并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即“闽越土著说”相符合。所以我们认为黄土仑类型的族属系闽越族的推论能够成立。
      其次,黄土仑遗址出土的土鼓有力地表明商周时期福建闽越族已经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和交往。土鼓作为先秦贵族礼乐中的一种重要礼器已经传入福建,福建的闽越先民已经开始接受了来自中原的礼制,并且有了自己的礼俗文化。文献记载表明,土鼓多为仲春之时,人们敲击土鼓以迎农神田畯,或谓即神农氏。可见当时闽越先民也已开始拥有一定的原始农业。他们十分重视农业收成的好坏,如同中原先民一样举行重要仪式以祈求风调雨顺,来年丰收。
      第三,闽侯黄土仑商周遗址发现的土鼓也有力地证实了中原殷商文化的入闽途径。从地理形态以及出土文物的分布来看,中原殷商文化传入福建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以江西翻阳湖地区为中介,沿赣江流域南下,经闽北浦城、光泽、崇安(今武夷山市)入闽,再经横跨闽北赣南的武夷山地区沿崇溪、富屯溪、沙溪等几条福建境内的主要河流向闽江下游及闽东南沿海扩散。二是走陆路,经赣南、粤东向闽西南和闽南三角地带传播。前者占主要地位。因此,无论是在闽江的上游即闽北地区的浦城、崇安、光泽,还是在闽江的下游福州、闽侯一带,均发现了中原殷商文化入闽的代表性文物及其文化遗存。
      继上个世纪70年代发现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之后,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将商王朝的南部疆域推进到长江边,并引起了诸多新的思考。至70—80年代,又发现并发掘了江西清江(今樟树)吴城文化遗址。1989年冬发现并发掘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是一个典型的南方越族贵族甚至是方国诸侯的墓葬,共出土各种质地的随葬品近千件,其中,青铜器即达484件,无论是数量之多、品类之全,还是造型之异、纹饰之美,均堪称江南之冠,全国罕见。对于该墓葬族属,有些学者以为是扬越,笔者以为是干越。干越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徐夷虎方的影响。郭沫若先生判定虎方“当即徐方。徐、虎一音之转”;还推论“古之徐淮领域在今安徽、江苏一带”,“为周人所迫乃逐渐移入于赣”。总之,商周时期,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并非当时一些中原人士所想像的蛮荒之地,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萌芽和发展;闽越族与内地的交往,并非像某些史书所说的尚属空白,中原的礼制与农业神崇拜等已经传入福建。因此,我们认为《周礼》所记“七闽”当有所据。“闽隶百有二十人”,“闽隶掌役蓄养鸟而阜蕃教扰之”,这些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均当有所依据。随着闽越族逐渐接受中原的礼制,加强与中原的交往,闽越族也逐步为华夏族所同化了。
      3 山西襄汾陶寺“土鼓”与闽侯黄土仑“土鼓”的区别
      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山西襄汾陶寺,上个世纪70—80年代亦曾出土有土鼓。但这种土鼓的形制与黄土仑土鼓有很大的差别,《简报》中将之称为“陶异形器”,系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个小孔,上下孔口通连,颈、腹之间两旁各有一耳,对称。《简报》作者推测这种器物或许就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有关陶寺遗址的断代,有的学者以为系夏人活动遗址,有的则认为是夏代以前帝尧陶唐时代的文化。从其器物的古朴形态来看,当属夏代之前。可见山西襄粉陶寺的“土鼓”当为华夏族土鼓之鼻祖。《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唐尧曾“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馨之音,以致舞百兽”。此“缶”当系后来的土鼓。只是流传到商周时期,土鼓的形态又有所变化。周人“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的“土鼓”,应当是陶唐氏“土鼓”的传承。《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悬)鼓”。可见三代都把鼓作为重要礼器。《周礼·地官·鼓人)将鼓分为多种:“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军动则鼓其众,田役亦如之”。《诗·小雅·甫田》说到农夫击土鼓以祭祀田祖并祈降甘霖:“我田既藏,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孔颖达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击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啬之神而祭之。”这就明确说明了土鼓的用途。这种器物自中原辗转流到闽越地区,又兼有若干地方特色了。如形态略小,有浓重的仿铜作风,其兽形提梁线条粗犷,与中原同时期器物迥然有别。
      四、从闽侯黄土伦“土鼓”看殷商文化的南传对闽越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越过长江进入赣闽两地,对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把中原的铜器铸造技术传入了赣闽两地。自古以来,江南越族就有制作模仿铜器类陶器的传统。李学勤先生说:“绍兴凤凰山的仿铜陶器,制作精美逼真,有较高艺术价值,很有特色。类似的陶器,解放前有不少流传于国内外。五十年代,绍兴漓渚的一类墓曾出过一些。1979年,江西贵溪县鱼塘10号崖墓也出了一整套,器形与凤凰山2号墓非常相似。我们揣想,这些都是越墓,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闽江下游地区亦零星发现一些制作精美、装饰考究、十分别致的陶器,安志敏先生当时即指出:“福建闽侯所发现的带鋬罐,鋬上附有两个螺旋形泥条。可以知道它是模仿铜器的形制,虽然有石锛等石器共存,却可以间接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铜器”。1978年发掘的福建闽侯黄土化遗址,其印纹陶器造型在南方越族印纹硬陶中尤为别致,极富闽越地方特色。尤其是一些器物如甗形器、虎子、陶鼓、陶镜的制作则如同绍兴、贵溪所出陶器一样,反映出强烈的仿青铜器作风。“此外,在这一批陶器上还广泛应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动物形象(如虎、羊、龙等)以及螺旋形泥条捏塑为附加堆饰”。黄土仑遗址经C14测定为公元前1300±50年,即至今3250±150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商末周初。再结合该遗址陶器突出的仿铜风格,可以证明这一类遗存的青铜时代文化性质。如在石排下遗址下层含有与清江筑卫城相似的“鸭舌”形鼎足,中上层的云雷纹和刻画纹等与中原及清江商周文化相似。我们认为,该类型文化除了具备福建青铜文化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 黄土仑类型文化是福建商周时期的代表性文化
      它遍布于闽江流域,尤其是集中分布于闽江下游地区,是时代特征浓郁、地域内涵突出、文化影响深远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资料说明,黄土仑类型文化不但覆盖闽江流域,深入武夷山地区,而且还渗透到赣东北的鹰潭地区,其器物的造型与装饰风格甚至与江西吴城商代文化相同或类似。鹰潭角山窑址出土的商代陶器,其造型特征与制作工艺即与黄土仑陶器十分接近。鹰潭、贵溪、万年、清江吴城、新干均毗邻于古余干地区。1958年9月28日,余干县黄金埠出土一件西周青铜甗,其上部内壁铸有铭文:“应监作宝尊彝”。郭沫若先生认为即指“应”国,乃周武王之子孙所封地,“监可能是应候或应公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应国的监国者”。近年李学勤先生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甗铭表明周公东征之后,曾在江西北部的应地置监。余干县是赣境最早的开拓地区,也是通往瓯越、闽越的要冲。周王朝为了加强其统治而在此设监,当系顺理成章之事。李先生还考释了1981年陕西扶风出土的铜饰件上的铭刻“艾监”,认为如同“应监”一样,是西周晚期周王派往“艾”地之监。“艾”见于《左传》哀公二十年,位于今赣西北修水县城西面。如此看来,西周时期在江西地区至少已有两个以上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如同于越族一样,在将中原文化向闽越、南越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系福建建瓯所发现的南方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钟,说明了中原文化南传。
      2 黄土仑文化类型与闽侯庄边山上层类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闽侯榕岸庄边山遗址保存较好,近年经过大面积发掘。庄边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属昙石山文化类型,上层则保存了该地区较为完整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因而黄土仑文化类型与闽侯昙石山文化类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在庄边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别是生活用具中,表面施赭色陶衣的“橙黄陶”及几何形彩陶数量明显增多,可知黄土仑文化明显地来源于庄边山上层类型文化。这两种文化中都明显带有中原文化南传的痕迹。
      3 特别奇异的造型,浓郁的地方风格,明显的仿铜工艺所制作的陶器,是黄土仑类型文化的主要内涵
      其墓葬的陶器组合多系豆、杯、鬶形壶,且伴有大量陶制酒器,当是商代中原盛行饮酒风气在闽地的反映。陶器的文饰一般为拍印或刻划粗细不一、繁简有别的云雷纹、凸棱式豆柄、宽带状鋬耳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附加堆塑,使其成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4 黄土仑类型文化的陶器上已出现福建的早期文字
      属于该类型文化的闽侯古洋遗址(该遗址位于黄土仑东南10公里,地处闽江下游南岸)所出陶器与黄土仑完全相同,但制作工艺略显简陋、粗放。重要的是在古洋遗址还发现50多片刻符陶片。陶文符号多刻划在器物口沿、腹部、底座和鋬耳,先以锐器刻划于陶坯之上而后烧制,其中若干陶文符号类似于黄土仑出土陶文,并与江西鹰潭角山窑址出土的商代陶文近似。
总之,黄土仑“土鼓”、昙石山农耕文化的直接传承,又是殷商文化南传福建的标志性文物。它代表了中原农业文明、祭祀文化向中国南部边远地区的推进。这个推进过程中还吸纳了当地土著闽越文化的某些因素。作为福建商周文化主要构成的闽越青铜文化,受到中原商周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又保持了自己固有的若干特点。商周时期闽越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闽侯黄土仑类型文化。继续深入研究该类型文化,对于理清我国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线索,探索中原殷商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应当注意到,吴城文化向东南的传播,通过万年文化影响到闽江流域以闽侯黄土仑遗址为代表的黄土仑类型。该类型文化,生产工具多数为有段石锛和镞,日用陶器甗形器、罐、尊、瓮等多折肩、圜凹底,几何印纹陶发达,明显是受吴城文化A群陶器影响的结果。

注释:
①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23—37页。
②吴绵吉:《闽越起源的探讨》,收入陈支平《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吴绵吉《福建几何印文讨遗存与闽越族》,收入《东南考古研究》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详见钟礼强:《昙石山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处、泰顺县文物馆:《浙南飞云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徐定水:《温州史前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⑥王海明:《温州老鼠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文物》2003年第1期。
⑦详见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⑧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⑨详见安志敏: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文物集刊》3,文物出版社,1981年。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周礼注疏》,卷二十四“龠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80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礼记正义》卷三十一“明堂位”,(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1491页。
孙诒让:《扎迻》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25—139页。
鄂博、崇文:《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第4期插页。
叶国庆:《古闽地考》,《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辛土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古闽越族》,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国强、蒋炳钊等:《百越民族史》,第198页、第2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徐心希:《闽越青铜文化特点及相关问题研究》,《福建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第98页—102页。徐心希:《闽侯黄土仑土鼓小议》,《考古》2006年第1期。
朱维干、陈元熙:《闽越的建国与北迁》,《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吴春明:《闽文化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26页—32页。
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收入《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148页。
有关闽北考古详见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谢道华:《福建建阳山林仔西周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福建省博物馆:《邵武斗米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福建建阳市山林仔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3期。
徐心希:《试论新干丈洋洲青铜器群的族属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入《郭沫若文集·考古篇》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夏官·职方式”,上册,第861~862页。
《周礼注疏》卷三十四“秋官”,上册,第868页。
《周礼注疏》卷三十六“秋官”,上册,第88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第30页、第37页。
《周礼注疏》卷十二“地官·司徒·鼓人”,上册,第720页—721页。
《毛诗正义》卷十四“小雅·甫田”,(清)阮正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474页。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十二章《徐、吴、越》,第154页。
安志敏:《全国基建出土文物会展中的石器时代》,《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16页。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陈龙:《闽江下游的青铜时代文化》,《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第74—81页。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浦城石排下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12期。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角山商代窑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
郭沫若:《释应监甗》,《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李学勤:《应监甗新说》,《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
福建省文管会:《闽侯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第40—46页;福建省博物馆:《闽侯庄边山遗址1982年1983年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本图采自《文物》1984年第4期第29页插图九之16(与实物比例:1∶1 5)

 

 

作者简介:徐心希(1948~),男,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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