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现代性

http://www.fzskl.com  2009-01-05 15:27:40  来源:福州社科网  

 


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现代性

王光甫

 

  作者简介:王光甫,男(1976~),福州大学社会学系05级硕士研究生。邮编:350007
 [提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常普遍的现象,它使得大量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非农职业。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社会分割制度所形成的农民工体制阻碍了农民工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本文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的理论框架下,借助笔者对农民工的访谈资料,分析农民工体制中阻碍农民工向现代人转变的因素,并努力寻求消除这些阻碍因素的途径。
[关键词]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高度发达,政治体制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在经济以及各种机构工作的人民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否则我们怀疑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有高的生产力,或者它的政治与行政机构会很有效率”(英克尔斯,1992:10)。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以及农村中城市特质增加的过程”(郑杭生,2003:338)。当前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途径。而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他们必须完成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以适应现代组织高度发达的社会,否则他们只能被城市社会抛弃,重新流回农村。这就涉及到人的现代化问题。
“人的现代化”的研究非常多,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A·英克尔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六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人的现代化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特别是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英克尔斯,1992;424)。上述的现代人的特征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换句话讲,“它们是现代制度和现代组织的性质决定的”(郑杭生,2003,340页)这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受教育经历,在现代组织(工厂)工作的经历,以及与现代媒体的接触中养成的。这是一个逐步学习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
在已有的研究中,郭正林首先关注了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的现代性(郭正林,1995)。这还算不上学术意义上的对农民工的现代性的研究,随后他与周大鸣(郭正林,周大鸣,1996)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农民工。他们通过对这个村落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及作用。之后,周晓虹(1998)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农民流动历史的考察,探讨了流动与城市体验对提高温州农民现代性的作用和具体方式。同一年,李永波(1998)从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进城务工过程中逐渐完成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但是文章缺少实证资料来证明。之后,徐艳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次暑期调查,将英克尔斯现代人理论应用于武汉农民工的研究。尤其是根据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的问卷结合中国实际制作了问卷来研究农民工的现代性,这种开创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是非概率抽样,仅从两个区的不用街面上抽取260人作为样本,样本的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无法将此研究的结果推广应用于整个农民工群体。另外,对农民工获得现代性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是欠深入的。没有利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理论深入分析农民工的工厂经历,是如何使他们获得现代性的,也没有分析在职业期望,时间观念和效能感方面现代性较低的原因。之后许多学者从城市化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现代性获得的情况,如文军(2004),蔡志海(2004),在此不一一阐述。本文通过对笔者对农民工的访谈资料分析农民工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工体制中存在的阻碍因素,着重分析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现代化是否有正相关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进城务工、经商,我们称他们为农民工。他们无疑给以往限制人口流动的城乡完全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强烈的冲击。早期城市管理者将其称之为“盲流”,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现在逐渐正视“农民工”了。但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仍然受到刚性制度的制约。在市场经济冲击旧的再分配体制过程中,农民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农民工体制也是在旧体制尚未完全瓦解,新体制尚未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农民工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在城市的复制,它主要由城乡利益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则强化了农民工体制(甘满堂,2005)。尤其是尚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工体制对农民工现代化的作用不容乐观。
首先,我们看一下农民工在城市里所从事的职业。看他们是否有现代化组织或工厂的工作经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生产运输工人中的农村户籍者高达61 8%,服务人员中的农村户籍者为54 7%,商业人员中的农村户籍者为50 4%(陆学艺,2004:291)。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大约半数的农业劳动者(51 9%)流向了其他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个体工商户阶层(16 4%)、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11 9%)和产业工人阶层(13%)(陆学艺,2004:175)。以上的数据说明,进城打工的农民主要有三个流向:约25%的民工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约23%的民工成为个体工商户,而有52%的民工从事商业服务业。也就是说,有25%的民工在现代工厂工作,其他的都从事“城市非工业”。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部分在工厂里工作的农民工的现代性。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中,现代工厂是指“必须至少从事半成品或成品的生产,至少雇佣50人,实质性使用机器或无生命能源,至少有三级不同层次的权威和责任。”(英克尔斯,1992,263页)按照这个标准,农民工工作的工厂有一部分不符合标准。但是由于这里考察的是在现代工厂工作的农民工的现代性的问题,所以具体的人数比例对本文的分析影响不大。英克尔斯认为工厂之所以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是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环境”,从而使在其工作的工人获得现代性。首先是工人和工厂的接触是长期的、规则的,可以使自己持续几年的时间受工厂支配。其次,同工厂的关系对于工人来说严肃的和实在的。能找到可以支付薪水而且稳定的工业就业机会是稀缺的。而且在工厂就业会增加声望。再次,是工厂的活动与组织的技术约束、客观的生产标准、严格的可获利性要求等特征要求人们来适应它。这些给工人的现代性提高提供了有力环境。但是中国的现代工厂所能提供的环境却并不那么“有力”原因是,工厂招工的不规范,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繁,很难在一个工厂工作两年以上。据北京大学1995年在广东东莞的调查,样本中50%到东莞不足两年,90 2%在5年以下,66 1%的民工进过两个以上的单位(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课题组,1995:10—11)。另据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的赵树凯和葛延风在江苏、上海等地的调查,1992年外出的农民工中,42 7%的农民工没有进行再次职业流动,1次的有30 3%,2次的占16 9%,3次的占2 2%,4次的占7 9%。而1993年外出的农民工,48%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赵树凯等,1996)。这说明,农民工的工作是及其不稳定的。而且工作更换频繁。由此可见农民工在一个工厂里工作的时间没有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可以使工厂为农民工提供强有力的环境。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会具体分析。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工厂是如何使工人获得现代性的。
首先,效能感上,英克尔斯认为,工人由于操作机器,极大地扩展并加强了他改变物体的能力,对原料的控制,某些明显的对自然力的控制能力,都能促进对宿命论的拒斥,而代之以乐观和积极的奋发态度。在工程师、技工及技术更高的工人的身上体现了效能的典范。奖励和惩罚系统,特别是分红利,注重重新划分较高的技术等级,会加强效能感。在工厂中工作的农民工的效能感是比较现代的。据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2001年暑假期间对260位农民工做的调查,有57 5%的人很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选择了“个人的勤奋工作和能力”作为个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同时有26 9%的人选择了“运气和命运”作为他们的答案(徐艳,2001)。有半数以上的农民工的效能感是比较现代的,当然,这里的数据中还包括了从事非工业职业的农民工。同样在我做的访谈里也得到部分证明,被访者是在一家大型中日合资企业里工作了两年多。当问到“如果你必须在你中意的工作和父母中意的工作中选择一个,你会怎么选?”时,回答是:“当然是选自己中意的了”。当问到“一个人生活的成功是靠命运决定还是更多地以来于个人的努力”时,回答是:“个人的努力和命运各占一半。”后来他又做了补充:这里的命运包含很多“关系”的成分。显然,这与中国整个社会的现状有关系。可见,他的回答是偏向现代的。
其次,是思想的开放性上,即英克尔斯所说的“准备创新和向系统的变化开放”。他认为,工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必须引进新机器,新技术,新管理方法,这就给工人做了很好的典范。另外工厂使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见到更广泛的人,使他们遇到其思考和生活习惯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工厂文化的中立,普遍主义的评价标准,使不通文化背景的工人可以共处。从而减少了他们对陌生人的畏惧。这就促使工人更加开放,易于接受新经验,易于同陌生人打交道。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2001年暑假期间对260位农民工做的调查中,回答“假如有一种新技术能改进您的工作,您会对此采取何种态度”时,“乐于接受”的有142人,占54 6%,有47人选择了“等别人用了再说”,占9 0%,只有45人选择“稳妥一点,还是用老方法”占8 6%,其余的27 7%的人选择了“说不清”(徐艳,2001)。这里的数据是全体的农民工,如果只考虑在大型工厂里工作的农民工,选择“乐于接受”的会更多些。在我做的访谈中也得到了部分的验证。当问及“工作中的事情总是年复一年一切依旧,还是随着机器、工作方法的更新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呢?你如何看待它?”回答是,“有变化,这是好事。”但是当问及“你喜欢遇见陌生人还是喜欢和早已熟悉的人呆在一起?”回答是“一般都和同事或者以前的老同学在一起,和本地人的交往很少”。可见在接受新经验上还是偏向传统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还不是很开放,传统的刚性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还仍然起着作用,尤其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很少融入本地的社区。
第三,就是尊严方面,即英克尔斯所说的“尊重下属”。他认为工厂的最高管理者,个人修养高,可以在工厂外面找回“自我满足”,而没必要以欺辱下属尊严的方式来寻求满足。其次就是工会的限制。另外,复杂的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依赖性,要求地位等级上下有实质性的信息交流。这就要求尊重下属。在我的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当问到“如果你调到一家工厂管理一组人,并假定保持高水平生产,这时如果你所辖的某个人出了差错,并造成重大损失,你会怎么跟他谈?”他的回答是:“温和地谈,现在我的上司也很少当面严厉地批评下属。出错了,会从工资里扣。”可见,在尊严方面,在工厂里的农民工是比较现代的。
第四,计划和时间方面,工厂为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必须强调计划,尤其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农民工,必须遵循时间。另外,工厂里的奖罚制度会使工人的时间观念内化。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2001年暑假期间对260位农民工做的调查中却没有得到验证。但是在我的访谈中也没有得到验证。在问到“你经常安排自己的事吗?”回答是只有少数几件,大部分都是“事来了再说”。至于原因,可能是农民工频繁的更换工作,使工厂无法提供“有力环境”改变他们的人格特征。
第五,信任感。英克尔斯认为工作和工资的发放具有规律性,为完成其必要的工作必须在劳动分工中密切协调,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通常表现出负责的规范取向与行为典范,这些都将促进对这个环境的可计算性以及其中的人的信任感。(英克尔斯,1992:237—238)与此相反,我国农民工表现的信任感方面非常传统。在我的访谈中,当问到“初次遇到一个人时,你会信任他吗?还是等完全了解了之后在信任他,还是根本就不信任他”,回答是“等完全了解之后再看他是否值得信任”。另一个关于信任感的问题是:“买东西时,即使事实上商品不掺假,你是否相信货真价实,分量不差?”回答是“一般都没考虑过是否掺假,因为自己又没办法称。”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可以看出,在信任感方面,表现得偏向传统。
这一方面是因为,工资的经常性拖欠,让农民工常常处于担忧之中。在我做的其他的访谈中,当问到“你在城市里打工最想要的是什么?”有40%多的人回答是“能按时拿到工资,雇主讲信用”。另外“20%的人回答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另外据2003年底对于北京几个大的国有施工企业的调查,总体劳务结算率仅为50%,差的单位只有30%(王文韬,葛素表,2003)。另据北京统计局城调队2003年底的调查,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率为72 7%。(北京统计局城调队,2003)根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2004年初,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左右。(齐中熙,孙玉遐,2003)当然这里的数据是所有的农民工,在工厂工作的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也一样不及时,不过在2004年底,由于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高度关注,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单靠政府一时的关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形成制度性约束,规范企业用工程序。政府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提到的,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频繁地更换工作。这不利于形成他们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感。
由此可见,在工厂工作的农民工现代性在一些方面有提高。但是,在有些方面上表现得确很传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劳动力市场运行得不规范,尤其是企业用工程序上很不规范。大部分企业招工时并不签合同。据邹琼的调查,与厂方签订过合同的在样本中只占46 8%,未签订过的占44 1%,还有8 6%不适用此问题。(邹琼,2004)我国的《劳动法》等一系列的法律都成为了摆设。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增长,极力吸引外资,给予他们及其优惠的政策。当企业不规范时,也为自身利益考虑,不敢制止。另一方面是历史的原因,长时间的人治造成人们法律观念不强。
刚才分析了在工厂工作的农民工的现代性,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从事非工业职业的农民工的现代性。即除了25%的工厂工作的民工之外的23%成为个体工商户的和25%的从事商业服务业民工。可以说,这些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英克尔斯的“非工业职业”。在英克尔斯的研究中,“城市非工业工人比农夫更现代”但“城市非产业工人均不如新工人现代”(英克尔斯,1992,312页,314页)。之所以城市非工业工人比农夫现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同一般的公众互动,这种接触可提供很多获得新知识的机会,可以听到不同观点的见解,需要有表达意见的能力或推断能力”(英克尔斯,1992,315页)。这些与不同人群的互动促使了他们更加开放,更加具有效能感。正如周晓虹在《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一文中提到的,城市是高密度、多元异质的人群组成的人类共同体。其大量的现代化因素,如学校、工厂、各种经济组织、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也包括各种更利于市场经济法则顺利运行的软环境,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逐渐形成了能够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周晓虹,1998)。由此可见,在城市里从事的非工业职业同样促进了农民工现代性的提高。
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理论中,除了现代工厂之外,还有学校教育,与大众媒体的接触也是促进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因素。
首先,来分析一下农民工的受教育的情况。在英克尔斯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中,正式教育与人的现代性的相关性是最强的,相关系数为0 52,其次是大众传媒接触,相关系数0 45,再次是职业(工厂经历)相关系数为0 41。农民工接受的教育比城市居民低很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研究显示(如表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表1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阶层教育状况比较
文化程度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城市农民工)小学以下553(12 2%)33(23 4%)初中1091(24 1%)73(51 8%)高中,中专1703(37 6%)29(20 6%)大专661(14 6%)5(3 5%)大学以上518(11 5%)1(0 7%)合计4526(100%)141(100%)
比城市低,多数为初中及小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无几。农民工多数只受过10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大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教育对他们的现代性提高上不显著。当然,他们相对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文盲来说,近十年的学校教育使他们更加现代,他们不仅具备了阅读、写字和计算能力,“还学到同他们个人发展与国家未来有关的态度、价值和行为方式”(英克尔斯,1992:209),而这些使他们能够从农村流入城市,并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和我国以前的教育制度中资源分配向城市倾斜有关。
如果说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无法改变,那么现行的教育政策对农民工的下一代受教育权的限制,是可以改变的。据有关部门调查,2003年底有近2000万流动儿童来到城市,这些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 3%,在已入学儿童中有近半数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严重。6周岁未入学的比例高达46 9%,有不少儿童还因家贫辍学,甚至开始打工,这严重侵害了儿童的基本权益(汝信等主编,2005)。另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中一直未上学者占6 85%,失学者占2 45%,二者合计高达9 3%。此外,流动儿童中6周岁的约有46 9%没有入学接受教育,9周岁的近25%的还只上一二年级,13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31%和10%。这些儿童中大多数是民工子女(黄岳辉、黄皓华,2005)。不能适龄入学甚至辍学,即使上学也只能是在私立的条件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学校随时都可能被关闭,也就是他们随时都可能辍学。而且升学也是个大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本地的公立学校要交相当多的借读费,农民工根本交不起。为什么接受基础教育不仅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反而还要交比学费多得多的借读费呢?因为国家教育政策中对教育资源分配向城市倾斜的缘故。本身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再加上基础教育由本地政府,甚至是本地村民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结果这成了收高额借读费的依据。这就将学生“画地为牢”。刚性的政策造就了刚性的社会。更加剧了贫富差距。而第一代农民工的教育状况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但是如果让这种教育的不平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农民工的子女获得的教育尚不如他们的父母,那么他们恐怕会重蹈他们父母的覆辙——在缺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四处打工。那么,农民工的现代化只能成为一种幻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会更加漫长。
其次,来看一下与大众传媒接触的状况。英克尔斯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给人们带来了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为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能;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与流动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给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导致更大的现代性(英克尔斯,1992:224)。精神上比较现代的人可能会寻求接触大众传播媒介,这种接触反过来使他更现代。据朱考金对南京600例农民工的研究资料,“经常看电视,看报纸的人接受60%,而经常看电影的只有4 8%”。接触媒体最关注的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身边和周围的事(39 4%),工作上的事(26 6%),国内外大事(12 6%),对体育新闻(4 3%)、娱乐新闻(9 5%)的关注相对较低,而对各级政府的措施的关注居然最低(2 6%)(朱考金,2003)。虽然有60%的农民工经常看电视,看报纸。但是一半以上的人关心身边的事及工作的事。从大众媒介上了解与自己有关新闻,而国内外大事、体育、娱乐新闻关注较少。在我的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当问他:“你经常从报纸上获得信息或新闻呢?”回答是“很少看报纸,只是偶尔看一下公司办公室的报纸。大部分新闻是从看电视获得的,看电视都是看电视剧,或者本地的新闻,一般都是关注社会上的奇闻趣事,对于国内外大事很少关注。”这说明农民工还是具有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特殊主义,开放性还不够。当问他原因时,回答是“工作时间长,下班后累得要命,那还有时间看那些东西”。可见,农民工普遍的超常的劳动时间,这使农民工与大众媒体的接触减少。据李强2002年在北京的调查,“北京市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时间平均每天10 36小时,最长的有时达到24小时”(李强,2004:248)。另据谭深对珠江三角洲的调查,不仅是一般的工时问题,而是强制加班比较普遍,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2 5小时,一些工厂星期六,星期日和规定假日不休息(中国社科院“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17、37)。如此长的劳动时间,再除去吃饭时间,休息时间,就没有多少时间关注媒体了。即使看电视,也是为了休闲。由此可见,这样的农民工体制使得与大众媒介的接触这个因素对农民工现代性的提高作用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现行的农民工体制相对于以前刚性的城乡完全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相比,农民工的现代性获得了提高,但是,由于企业招工的不规范,劳务市场的不规范,许多能提高人的现代性的因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有人将原因归于旧的制度的制约,尤其是户籍制度,以及农民工个人的因素(胡平,2005)。但是我假期里做的访谈显示户籍制度因素现在影响很小。他说,“户口只是一个证件而已,现在很少人在意这个。而让他觉得自己无法在城市里定居的原因是因为工资太低,无法过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那么如何才能让农民工顺利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呢?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建立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招工不以先赋因素为标准,而是以后致因素为主。减弱户口因素在招工中的作用。其次是用法律规范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加强立法,执法工作,规范用工程序,做到用工签合同。从而使农民工的工资有保障,使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再次,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涉及到了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旧的身份制、单位制相适应的,这必须改革,建立全国统一联网的社会保障基金系统,可以以身份证号为基础,企业应支付的那部分或交给农民工让他们选择,或交给政府或社会。最后是教育体制的改革。政府的缺位是重点问题,首先改变向城市倾斜的教育政策。加强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其次政府给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帮助他们就业。
综上,完善了劳动力市场,去除了旧的体制的制约因素,农民工体制才能在提高其现代性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农民工尽快从传统人转化为现代人。这样,农民工制度就会成为我国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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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永波:《互动视野中的青年农民工城市化进程》,《青年研究》1998年第7期。
1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齐中熙、孙玉遐:《全国被拖欠的民工工资在千亿元左右》,新华网,2003年11月24日。
14 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 徐艳:《关于城市边缘人现代性的探讨——对武汉市260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青年研究》,2001年第11期。
16 王文韬、葛素表:《“一票否决制”——北京清理建筑业拖欠民工工资不留死角》,新华网,2003年11月24日。
17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18 赵树凯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1996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讨会论文(北京)。
19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中国社科院“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农民流动与性别》,2000年中原农民出版社。
21 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22 朱考金:《城市农民工的心态与观念——南京市600例样本的频数分布为例》,《社会》,2003年第9期。
23 邹琼:《东莞市进城务工青年现状调查报告》,《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叶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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