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http://www.fzskl.com  2009-03-05 15:26:01  来源:福州社科网  
 

 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陈以文

 

 

作者简介:陈以文(1962~),男,中共福清市委党校高级讲师。邮编:350300

[提要]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没有直接利益诉求;往往是偶然的参与者;往往是矛盾的激化者;多为发泄不满;也因此其参与者往往难以处理。引起社会冲突显著增加的是水平的收入差距增大。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需未雨绸缪,从小处着手,发扬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建立更多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

[关键词]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和谐

 

 

6·28贵州瓮安发生的事件①;7·19孟连事件②;11·7深圳袭警事件……。近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或多或少都带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影子。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没有确定的利害关系对象,见有同个人相似的矛盾关系,也跟着起哄,从众也好,自我喧泄也罢,发发牢骚,流露情绪。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它表明我们的社会肌体中存在深层次的不和谐,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敌。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通常在两个地方有突出表现:一是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相近的群众或者个别团体、个别组织,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不能得到满足时,经过酝酿,采取不当方式寻求解决问题,并产生一定社会危害的非法集体活动。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③。尤其是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一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非当事人也有意参与其问,造成事态扩大,冲突升级,局面失控,影响恶劣③。

    二是在日常生活中。从我们听到高官下台、富人破产的快意到故意刮擦名车——扎胎——砸车甚至最极端的杀人手段都有所闻,如59岁的北京男子秘某因嫉妒别人有钱,在东城区各胡同内不断扎破他人汽车轮胎,民警初步统计总数达100余辆⑤;我国已经有数位知名富豪倒在了血泊之中:山西李海仓;浙江周祖豹;甘肃刘恩谦……这可谓是一份滴着鲜血的名单,但是直到现在这份名单还在不断的加长⑤,更为极端的现象还有:200871日早上,一男子持刀捅伤大门保安后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多个楼层疯狂袭警,致6名民警不幸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⑥。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征

  从以上种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来看,明显具有下列特征:

1、参与者没有直接利益诉求

有无利益诉求是区分直接利益冲突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分水岭。利益是人们行动的驱动器,冲突事件是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暴发的,象江苏省金坛市发生的因集资案纠纷引起的冲突,事后调查发现,20%参与围堵的群众有或多或少集资款,因此他们是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他们希望通过此次纠纷能解决集资案问题收回集资款;而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③,因此这些人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退一步说即使通过此次纠纷能解决集资案问题,收回集资款,这些人也无款可收!瓮安事件中真正有关的女学生的亲属不过几人,大多数参与者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2、参与者往往是偶然的参与者

当冲突事件发生时,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参与是必然的,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人参与其间是偶然的,他们甚至只是偶然碰到的路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假如我们把“从我们听到高官下台、富人破产的快意到故意刮擦名车——扎胎——砸车甚至最极端的杀人手段”作为一个递进的从众心理到行动,从违法到犯罪甚至死罪的序列来看,越激进的越往后的行为其偶然性也越大。

3、参与者往往是矛盾的激化者

    “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参与到事件中来,扩大了事态,象江苏省金坛市发生的因集资案纠纷引起的冲突就被放大了五倍以上,本来二三十人的事成了百把人的事,本来一二百人的事成了近千人的事……;于是加大了控制事态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往往是过激行为的始作蛹者,象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所说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③

4、参与者多为发泄不满

    “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参与到群体事件中来多为发泄不满,如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在没有群体事件时为泄愤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5、对参与者难以处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一方面没有具体利益诉求,因此也无法得到满足,不象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满足了他们要求就解决了问题;另一方面对“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只要他们没有触犯法律,就只能把他当围观者处理,所以往往隔靴搔痒,处理不到位。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中国人素守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人明明没有利益直接受损,为何还要瞎掺乎,“自告奋勇”地卷进社会冲突的漩涡?细究起来,“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强调社会冲突与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直接”与否,而不是“有无”之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⑦。某些人愿意参与社会冲突,肯定是与自己利益有关——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不是明摆的,就是隐藏的。因此“无直接利益冲突”其根源仍旧是利益问题。

1、经济因素

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跨过042007年达到了046,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已高过50%,但是收入差距拉大并不会直接增加社会冲突,它只是社会冲突增加的经济动因,有学者为解释我国长期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却社会安定的现实,设计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于是乎二者就都低于04,所以社会就安定了!其实这完全是画蛇添足,基尼系数反映的就是这种垂直的收入差距的问题,它超过警戒线只能警示社会冲突增加有了深刻的经济动因,而不会直接增加社会冲突,比如说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生活在西部的居民只要与其同一境地的收入差距仍差不多维持原状,即心安理得,不平感淡漠:农民居民、生活在贫困区的居民亦然。引起社会冲突显著增加,甚至是直接增加社会冲突的是水平的收入差距增大,即是说原来同一境地的居民,猛然间收入大幅增大(譬如暴发户)其他的居民这才深切感受到不公(即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才会增加社会冲突。人们都关心自己最直接的外部环境,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自身境遇的长期发展,以及与身边相似人群的比较。

面对丰硕的改革开放成果,一部分居民并未享受到;另一部分居民非但没有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反而是改革开放的牺牲者,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三个阶层:一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的享受者;二是未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者;三是改革开放的牺牲者。这三个阶层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表现自然迥异,尤其是第三种群体,其切身利益在改革开放中被侵害,沦为弱势群体,其不满情绪自然是充盈胸间,遇有群体性事件时,喧泄这种不满就成了必然;反过来第一种群体在改革开放中赚得钵满盆满者,会有谁参加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

2、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观念层面。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比如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一些单位和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搞权钱交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特权和等级观念造成了“一言堂”、“家长制”,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

    其次是制度层面。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健全,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再次是执行层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制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偏差,比方说人民代表制度是个好制度,但是如果选出的代表根本就不代表所选他的选民的意志,民意不就在中途被劫夺了?信访制度也是个好制度,但是如果信访者都被围追堵截在了信访办大门之外……;日常工作中一些部门和干部不敢面对群众,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的力度不够,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当然,“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心理失衡是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美国社会学家格尔(Ted Gurr)在《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中认为,社会运动又常常是宣泄相对剥夺感、挫折感和敌意的最有效的途径。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思想根源。以及一些地方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如嘉禾事件),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对我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314拉萨事件)等等。

三、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几点思考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源是利益问题,但是仅仅只从经济上解决问题却是治标不治本的下下之策。下面是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几点思考。

1、未雨绸缪

“无直接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不能容忍只在冲突爆发时突击解决,那种以为冲突爆发时突击解决就算完的解决问题思路,实际上是为更大程度的冲突埋下伏笔,其产生的恶果不可忽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是这种思路,广东省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说:“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压力,能拖就拖,企图侥幸过关。加上现在干部任期制执行不严,频繁调动,一些干部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③这种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在形成群体事件前、后解决问题,成本和效果大不一样。

2、从小处着手

    “无直接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必须着眼于每时每刻的小问题,要从小事做起,胡锦涛总书记常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要求我们要把小事当做大事来办,也因此“无直接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是长期的持久战。

3、发扬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历来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但是似乎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对立物,我们越来越崇尚用钱来解决问题,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笔者以为与其说用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问题,不如说“无直接利益冲突”问题的存在恰恰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弱化的恶果,正如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所说:“在改革攻坚阶段,尤其要重视做人的思想工作,往往一句暖心窝的话就能解决一个思想上的疙瘩。”③

 4、建立更多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

    当前我们的利益诉求渠道很不畅通,似乎只有信访一条独木桥,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谈及社会矛盾,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访人群,而对没有信访的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对其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③。应当建立多渠道,广覆盖,高便利的利益诉求渠道,尤其应借助互联网平台,建立专门的群众利益诉求平台,各级政府应将其做为反映社情民意,考量政策取舍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注释:

http//www ce cn/xwzx/gnsz/gdxw/2008

07/02/t20080702-16033199 shtml

http//www chinarrows tom cn/gn/news/2008/09-08/1375361 shtml

http//www sina com cn 200610171159新华网

④《新京报》20061228

http//club learning sohu com/r-peixun-65867-0-3-0.html

http//rlews sina com cn/z/shanghaip01ice/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

 

(责任编辑:叶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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