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http://www.fzskl.com  2009-03-05 15:34:26  来源:福州社科网  
 

项目来源:2006年度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农村建设农民需求与政府职能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BS06027

 

 

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游姝琪

 

 作者简介:游姝琪(1981~),女,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教。邮编:350001

[提要]农村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我国农村教育总体成就显著,但仍存在农村教育相对滞后,政府教育投入不平衡,农村教育针对性不强,以及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的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必须普及义务教育以夯实农村教育基础,发展农业教育为农民生存发展创造条件,推广农民教育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从三个层次上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义务教育农业教育农民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经济是基础,而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的促进作用。农村教育发展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农村精神文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把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当作一项根本措施抓紧抓好,把农村教育作为当前最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将更多的教育资源转向农村,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创造条件。

一、农村教育的基本现状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教育公平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村农民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

第一,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年。在4 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初中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占38%,其中包括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20064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 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 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 4%。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高于70%。这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整体技能水平不高,就业竞争力不强,接受先进技术的能力差,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的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民分布广泛,受社会二元结构影响以及农民自身素质所限,农民转移就业不稳定,回流现象严重,大部分农民以多业兼营为主,经常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盲目流动。据有关统计资料推算,21世纪初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含半劳力)估计有6亿人左右。根据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农业实际只需1 7亿左右劳动力,目前已转移到非农就业的估计约1 6亿,还有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再加上每年新增2000万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这部分人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如何,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发展程度与生活状态,也决定着我国全社会的文明状态。转移流动中庞大的低素质农民,给农村教育带来极大困难,与此同时,农民教育培训需求也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和多变性特点,培训内容要求更加丰富,培训层次、手段和形式要求更加多样,农民教育培训任务异常艰巨而繁重。

第二,政府教育投入不平衡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短缺

  受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国不同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及其发展严重不平衡。一般来说,东部地区农村教育各方面的投入和发展领先于其它地区,如基础教育各项经费指标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2倍;西部地区整体上表现为发展水平明显偏低,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师资力量匮乏,东西部城乡中小学教师学历总体平均相差约30个百分点,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力度也很有限。这里既有经济发展因素、社会观念因素,还有政府宏观调控原因,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水平差异显著,有的省区投入(包括省内不同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拉大了地区间教育差距,成为西部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

  由于长期受二元结构的影响和失衡教育政策的导向,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农民教育与市民教育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不高,辍学现象在农村许多地方都大量存在,2005年全国农村初中辍学率达到3 55%,其中,西部地区农村高达4 64%。以农林中专、农村职业高中和文化技术学校为主体的农村职教、成教滑坡现象严重,农村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学生人数和项目经费等都在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在人数和效果等方面也不容乐观。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并未在缩小城乡差别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第三,农村教育针对性不强新农村建设缺乏教育支撑

  不仅城乡地区教育资源差异很大,而且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农村义务教育整体水平不高,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育目标仍然是以升学教育为出发点;二是农业职业教育总体上尚未找到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有效机制,政府行为过多且大多以学科教育为主,适应性不强,成为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农民转移教育培训面临资金投入不足,培训设施薄弱,师资短缺,适应性、实效性不强,根本不能满足市场对农村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有的地方甚至只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四是成人继续教育和农村社区教育以及农民工文化教育仍处于农民教育最薄弱环节,尚需进一步加强。

  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水平上,成人继续教育低于正规学历教育,农业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和其它职业教育,农民转移教育培训又不如国民教育。农民培训在内容上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发展也不平衡,其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内容相对较多,非农技能性培训内容较少,综合素质教育培训更少。20世纪80年代实施“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农民教育协调发展上虽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统筹发展的一些体制问题,至今并没有取得更大的实效与进展。

第四,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端

  我国目前尚无主管农民教育的统筹管理机构,虽然教育、农业、科技、劳动、工会等许多部门都在开展农村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但由于缺乏统筹管理与协调发展,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分工不明确,相互间衔接不强,协调沟通不够,以致各部门办学重复、资源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效率与效益的体制性障碍。另外,由于城乡分割、地区分治,相互间也缺乏统筹安排和有效合作,缺乏积极有效的反馈、矫正与激励机制,使有限的教育培训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和综合利用,难以形成全社会农村教育的合力。同时,我国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农村教育一直是一种弱质教育,农村文化普及、职业教育和科技推广等尚无法获得像城市那样大的投入和扶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尚未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虽然我国目前增加了对农民教育的投入,但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和多元化办学机制尚未形成,政策倾斜力度不够,农民教育经费紧张、资源匮乏、师资短缺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间、地区间公共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①

二、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们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教育公平则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均衡器。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财富的绝对公平,但要尽力做到机会的公平。教育是机会再分配的重要基础之一,贫困人口一旦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竞争力就会下降,适应经济调整和社会变革的能力就更差。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成为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由于农村经济不够发达,造成基础教育落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难以深入到基层,农民子弟难以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接受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机会就更少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把农村教育理解为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这是认识的一个误区。农村教育应当包括:农业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教育。农业教育是专业教育,是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农村技术干部,这个教育由高校来完成。而农村义务教育是九年教育,主要是农民子女教育,这是由乡镇中学和小学来完成。农民教育主要包括农民实用技术教育、农民进城务工的技能教育培训及农民的学历提升等素质教育,把他们从靠体力挣钱转变为依靠科技挣钱,使农民成为工人,将农民非农化、人力资本化,才能促进农村分工分业。在这三个层次的教育中,农村义务教育是基础,农业专业教育是关键,农民教育是重点。

第一,普及义务教育,夯实农村教育基础

  义务( 基础) 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文化、通信、科技启蒙和奠基的重要基础,是世界各国必须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点内容。正规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投资是各项投资中收益率最高的,尤其是在农村。2007年,全国农村小学初中全部免收学杂费,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条件支撑世界上最大劳动人群公平享受到世界各国通行的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是一个重大突破。从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着眼,必须把农村义务教育当成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从为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真正重视农村义务教育,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从源头上杜绝新文盲的再生产。同时,国家的教育资源应向农村倾斜,一方面保普及,一方面促提高。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辍学率较高和教育质量较低,要从这两方面入手,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扩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持的力度,同时千方百计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从而彻底改变农村教育现状。②

第二,发展农业教育,创造农民生存发展条件

  今后国家栋梁之材将有很大比重来自今天的农民。因此,培养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的农业教育也十分重要。尽管目前农村青年进入高等学府人数只是极少数,但相当多的农村青年往往是高校里的优等高材生。他们通过高校的培养,成为知识渊博,理论扎实,思维创新的拔尖人才,对于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十分有利。此外,农业教育要多开展针对青年农民、基层干部及后备人员的学历教育,以培养农村基层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文化素质和学历水平。此外,农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鼓励专家学者下乡帮扶农户,并将校外基地建成农业示范园。农村人力资源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开发和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支专业纯熟、水平高、业务精良、创新能力强、乐于奉献、能够创造明显经济效益的专家队伍。作为最能把握农村经济发展脉搏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和推广部门,要克服过去在小范围内搞发展规划、定培训计划的缺陷,以多种合作方式,将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新技术、新品种和新工艺,通过学校的实验实习基地和校外示范基地,在广大农村进行实验、示范、培训和推广。

第三,发展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农民应是接受职业教育的最大群体,应把农民教育当作职业教育来对待,通过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使农民从普通劳动者成长为有一技之长、一行专长,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技能骨干人才。国发[200216号文件指出:“职业教育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培训,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大调整,第一次把农村劳动者和城乡新增劳动者纳入国民教育范畴。农民是一种职业,是国家公民,他们有权享受国民教育。因此,应当把农民素质教育纳入职业教育的范畴。③

  既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自主择业。那么,职业技术培训就必须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化方向,通过市场化运作拓宽教育服务领域,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农村成人教育的重点,着力发展灵活多样、实用高效的农村成人教育新模式。首先,职业院校要拆掉围墙,面向市场,面向农村,突出经营,讲求效益,积极探索“订单”、“定向”培训模式。对农民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不仅要由“企业出订单,学校出菜单”,还应当有“农民出订单,学校添菜单”,学校要改变等人订购的做法,要深入实际,及时了解农民和市场的需求,使培训与用工单位和就业市场直接挂钩,实现以需求定培训,以输出带培训,将知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培训工作做到市场需求与农民就业的结合点上。其次,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在组织、重点在培训、难点在就业的实际,职业院校要与地方政府协调一致,统筹建立各地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与输出窗口,大力推行招生、培训、就业一条龙服务模式,建立起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衔接机制,努力将职业院校建成集择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教育、就业后服务管理为一体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有条件的院校还应加快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岗位培训媒体资源库、城镇用工信息库和就业跟踪资料库等,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提供良好的资源基础。④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如果不致力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激发蕴藏在亿万农民中的巨大潜能,大力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再好的优惠政策、再多的人财物力支持,也只能起到暂时的输血功能,而依靠农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①②刘绍斌:《农民教育统筹协调发展的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6年第17期。

谢枭鹏、黄黎平:《农民教育现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611期。

商晓宇、商晓丹:《破解“农民接受再教育难”的对策》,《成人教育》,2006年第9期。

 

参考文献:

①朱建文:《“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农民教育》,《成人教育》,2006年第5期。

  孙文学:《当前农民教育的缺失与矫正》,《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

  罗国辉、李小云、黄汉藩:《服务新农村 培育新农民》,《南方农村》,2006年第5期。

  曲文波、栾兆乾、刘涛:《国外农民教育与培训经验给我们的启示》,《科技资讯》,2006年第17期。

  谭运宏:《努力培育和造就当代中国新型农民》,《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宗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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