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石山文化的历史传承

http://www.fzskl.com  2009-03-05 15:37:24  来源:福州社科网  
 

 

  

 

作者简介:薛菁(1964~),女,闽江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邮编:350011

          陈永正(1959~),男,闽江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邮编:350011

[提要]本文以昙石山文化的历史传承为主线,探析了昙石山文化、黄土仑文化、闽越文化的相承关系及其海洋性特征,认为昙石山文化作为闽都文化的源头,其海洋性特征为闽都文化所承袭,并发展演变为闽都文化的内在特质之一。文章还就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内涵作了简略探讨,指出:闽都文化虽具海洋性特质,但是,就其历史发展而言,仍属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

[关键词]昙石山文化闽都文化海洋性

 

 

  昙石山文化是学术界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郊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昙石山遗址的中、下层为代表命名的一支原始文化。①自19544月至199611月有关部门先后对其进行8次科学发掘,共发现60多座墓葬,60多个灰坑,5座陶窑,2条壕沟以及千余件珍贵文物。经鉴定,昙石山遗址的范围估计“长200250米,宽1020米”,文化层分布不均,有的1米多,有的厚达3米多。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中、下层的石器以磨制不太精细的小型石锛为主,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背部凸起,横剖面呈等腰三角形”,与北方以及相邻的江西、广东都有明显不同。石器中还有石刀、石凿、石镞等。陶器以粗砂绳纹陶为主,器型有釜、壶、鼎、豆、杯、碗、罐、盆、杯、簋等,下层以手制居多,中层则多为轮制。此外,尚有磨制精细的骨器、蚌器。骨器有镂空贝刀、贝铲,均由长牡蛎壳加工而成,是海洋贝丘文化特有的原始农业生产工具。经研究鉴定,昙石山下层类型的年代介于江浙的马家滨文化和台湾的凤鼻头文化之间,距今约5000年;昙石山中层类型与浙江良渚文化和广东石峡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①据此,昙石山文化的年代大约距今40005000年之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类文化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福建省东部沿海一带,闽侯庄边山下层、②闽侯白沙溪下层、③福清东张下层④等遗址均属昙石山文化类型。故此,学术界普遍将昙石山文化视为闽都文化之滥觞。

  从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堆积来看,该遗址主要由蛤蜊、牡蛎、蚬、蚶等各类贝壳堆积而成,尤其是在第六次发掘中所发现的19座灰坑,“坑内有的全是蛤蜊壳堆积”,所发现的20多座墓坑内“填土褐灰色,内含大量蛤蜊壳,有的几乎全是蛤蜊壳”,⑤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贝丘”遗址,在我国台湾等地以及日本、欧洲等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贝塚”遗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昙石山文化的先民“沿水而居”,主要以采集海生贝类为生,从而印证了《逸周书·王会解》中“东越海蛤”的历史记载,同时也表明其文化具有靠讨海为生的海洋性特征。这一特征为后继的黄土仑文化、闽越文化以及闽都文化所承袭,并成为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

  黄土仑文化叠压在昙石山文化遗址上层,是福州地区青铜时代最典型的文化遗存。该遗址位于闽江南岸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1974年至1978年经多次科学发掘,清理了19座墓葬,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200件。这些陶器烧制的火候很高,陶胎质地坚硬,器形种类繁多,纹饰典雅精美,造型奇特,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仿铜作风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根据遗址出土木炭标本的14C测定,其年代距今约300035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时期。根据文物普查,黄土仑类型文化的分布主要以闽江下游为中心,遍布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包括闽北、闽东、闽西、闽中以及闽江、晋江、木兰溪流域的广大地区,已发现且较重要的地点有:福州、闽侯、政和、建瓯、光泽、崇安、福清、莆田、大田、南安、漳浦、福安、上杭诸县市。从考古地层的叠压关系看,黄土仑文化与昙石山上层类型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如圜、凹底陶器风格为黄土仑文化所承袭,纹饰与器形方面亦有诸多相似,它“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⑥毫无疑问,昙石山文化与黄土仑文化一脉相承,皆为后来闽越文化的根基,而创造这些文化的先民即为闽越族的主体。

闽越文化,概言之,即是闽越族人创造的文化。大量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表明,闽越族是在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浙、赣、粤一部分地区的原住民“闽”或“越”族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正式形成于商周之际,经过2000多年的民族演化,战国初年,为楚所灭的于越遗族南下浙南及福建地区,其中一部分融合到了闽越族,并建立了一支地方性政权——闽越国,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先秦闽越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在楚汉战争中佐汉有功,被西汉中央王朝正式封为闽越王,并在秦时所设闽中郡故地重建闽越国,成为汉王朝的一个的异姓诸侯国,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汉闽越国。无诸逝后,其后代屡生内讧,并与汉廷关系日坏,终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为汉武帝所灭。因此,从时间上看,闽越文化形成、发展于商周至汉闽越国亡时期,其中,汉闽越国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10年)是闽越文化的繁荣时期。

  关于闽越文化的特征,自先秦以来的史籍文献多有记述。如《逸周书·王会解》:“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单黽。”《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之常性也。”1975年福建连江出土的独木舟,据考古研究是西汉早期当地闽越人通常使用的一种独木舟,⑦表明闽越族人的舟船活动于西汉时期已经由河流向近海推进。可见,闽越族人是“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民族,他们善于造船,长于操舟,创造了丰富多采、富有海洋特色的“舟楫文化”,对塑造后世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具有深远影响。

 

  闽都文化是在闽越文化的基础上,与中原封建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每一次的交融与碰撞都使得闽都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而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显示其独具特色的魅力。

  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始于东汉末年,与民族融合的进程一致。一般来说,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经历了“互渗——统一”的过程。据历史记载,中原汉族因避战乱大举南迁入闽有过四次高潮,分别发生在西晋“八王之乱”、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唐末五代时期和北宋靖康年间。在中原汉族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汉、越融合表现为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导,闽越地域社会与文化则更多表现为“汉化”或为汉人所同化。闽越地域社会在政治上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治范畴,开始政治一体化的过程的同时,其文化也受到汉代中叶以来在中原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儒家传统文化的全面改造,这一过程即是闽都文化的形成过程。闽都文化一方面承继闽越文化中固有的海洋性因子,保持其海洋性特色,另一方面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大陆性因子,显现出其占主导地位的大陆性特色。至宋代,闽越文化最终从整体上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中,闽都文化兼具海洋性与大陆性的特质基本定型,这种双重性特质在其历史发展中可见之一斑。

  先谈海洋性。从历史上看,闽都具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海外交通、贸易十分发达。早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位于闽江口附近的东冶港就是其时闽越国对外海上交通和闽江上、下游航运的重要口岸,据《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三国时期,东冶港成为吴国重要的海上活动基地,讫至隋朝的800多年间,古东冶港一直是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口岸。唐、五代时期,福州港则一跃而成为直接对外贸易的港口,与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成为我国南方的贸易大港,对外贸易十分繁荣。王审知治闽时期(897925年),又开辟黄歧半岛的甘棠港为福州港的外埠,一时间,甘棠港“帆墙云集,商旅相继”成为“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欧而引南粤”的著名货物集散地,吸引了新罗、占城、三佛齐以至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船前来贸易。为专门管理船舶货物的征税事宜,王审知设置了“榷货务”(商务与海外贸易机构),福州港成为福建当时与泉州齐名的两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代,福州港进一步开辟海外航线,与新罗、日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大食及西亚、非洲诸国均有贸易往来。迨明及清初,福州港仍然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3年)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均驻舶福州港伺风开洋,福州港成为“补给站”,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省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也从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成为中琉册贡往来的唯一港口。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表明闽都文化对外开放的海洋性特色。

  次谈大陆性。开始于东汉末年的汉、越族融合至唐代基本结束,闽都地区得到全面开发,从根本上改变的原来的落后状况,文化教育事业因此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王审知治闽期间,“以学校之设,是为教化之原。……兴崇儒道,好尚文艺,独振古风,郁更旧俗”,⑧“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有力地推动了闽都文化教育的发展。至宋代,福州地区“人文蔚起”,“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材之盛,遂甲于天下。”⑨据统计,自唐迄清,福州共有进士1159人,仅宋代就有694人,⑩形成“君子外鲁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习尚可视齐、鲁”的社会风气。伴随着“闽中四先生”(亦称“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倡道闽中,福州一跃成为儒学文化的发达地区,被称为“海滨邹鲁”、“理学名邦”,闽都文化中的大陆性特色得以定型并占居主导地位。

  闽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接触始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西方传教士艾儒略入闽。适时,传教士们以基督教为媒介,向闽都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的天文、物理、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揭开了闽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与对话的历史序幕。遗憾的是,这种交融随着清朝初年“中国礼仪之争”的展开被中断,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华文化陷入封闭、停滞状态。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闽都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大批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家脱颖而出,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上升到精神层面(“物尽天择,适者生存”),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闽都文化中海洋性优势得以发挥而呈现出勃勃生机,为闽都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推动了闽都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创造了闽都文化史上继闽越文化、宋代理学文化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船政文化。船政文化既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缩影,又是晚近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

  由是观之,闽都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海洋性特征贯穿始终,在闽都社会历史与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某些因素为中华文化所吸收、承袭,丰富了中华文化之内涵,使中华文化呈现出一体多元的特征。

  昙石山文化作为闽都文化的源头,其海洋性特征锻铸了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然而,就内在品质而言,闽都文化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文化,而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一支以大陆性为主导兼具海洋性特质的复合型、综合性文化。那么,什么是海洋文化呢?

  文化史上关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如所周知,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滋生演化的。易言之,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塑造有着发生学上的意义,它首先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类型,由此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人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继而决定了人的价值取向而导致不同的文化类型。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其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言:“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类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钱穆先生所言“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亦被学术界表述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或“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可以想见,大陆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和背景是以陆地为依托,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和谐、守成的重义性。海洋文化则是依托海洋为自然环境和背景生成的文化,生产方式以商业为主,价值观主要表现为竞争、开拓的慕利性。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文社会环境对文化的发展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形下,这一因素渐次上升为塑造文化品质的主导因素。大体上说,中华文化是大陆文化,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从这二支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中华文化在西汉中叶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后,其内陆性品质最终定型,并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封建文化的高峰。西方文化则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的基础上,经过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洗礼,其海洋性品质得到凸显,并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资本主义文化的高峰。因此,无论大陆文化抑或海洋文化均为人类文明源头,是人类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闽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路径看,其文化渊源从昙石山文化到闽越文化,无不具有生成海洋文化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闽越族人精于舟楫之道,创造了海洋性特征鲜明的“舟楫文化”,对塑造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昙石山文化还是闽越文化,其先民“讨海为生”都只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状态下表现出的一种极为原始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闽越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铁器也开始使用,但是,从考古发掘中,闽越国时期的铁器主要集中在并不具备生成海洋文化的福建北部崇安县城村汉城遗址。而且,闽越国时期既没有商业贸易,更不存在对外开拓与殖民,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情形大相径庭。尤为重要的是,闽越国灭亡后,闽越社会即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闽越族人开始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在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统治下,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原汉族文化对闽越土著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改造,中华文化的大陆文明因素渗透到闽越文化的海洋文明之中对其进行重构和改组,导致闽越地域的人文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闽都文化正是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形成的,其原有的海洋文明虽未被禁绝,甚至在某些时代还有较大发展,但是,其文化的基调始终与中华大陆文化一致,海洋性则一直处在非主流的亚文化状态。据此,我们认为,闽都文化尚属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

  

注释:

“昙石山文化”这一考古学名称由曾昭炳、尹焕章首次提出,1954年被正式命名,是长江以南最早被命名的考古文化,比浙江良渚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江浙一带的马家滨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都要早。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尚无一处与昙石山文化雷同,表明昙石山文化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性特色的遗存。(参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昙石山文化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92页、第35页)

 

参考文献:

1、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昙石山文化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86

2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庄边山遗址19821983年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84年第2

3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溪头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4

4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清东张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2

5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

6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

7 、卢茂村:《福建连江发掘西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第2

8、于竞:《敕建琅琊忠懿王王审知德政碑》,转引自徐景熹主修:乾隆《福州府志》卷14《坛庙一》“忠懿王庙”条

9 、洪迈:《容斋四笔》卷5引吴孝宗《余干县学记》

10 、王耀华主编:《福建文化概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4

11 、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39《土俗类一·土贡》

 

(责任编辑:杨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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