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地矛盾、“走番”与土地制度

http://www.fzskl.com  2010-02-22 09:24:28  来源:福州社科网  

 

 

编者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里,农村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农民的境况到底如何?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公主义新农村中,农村社会又有什么变化?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政策调整,对农村农民有何影响?新农村建设该如何推进?在国家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州市建设科学发展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城市中,福州市新农村建设又将如何推进?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为了更好地推动福州新农村建设调查研究,本刊从这一期开始将连续刊登郁贝红博士在侨村—福清市岭村进行为期8年的跟踪调查研究的系列报告:福清市侨村岭村变迁系列调查。

 

 

[提要]岭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是著名侨乡福清的一个桥村。地少人多是岭村成为侨村的根本原因。二十世纪前半叶,岭村人以自己独特方式移居印尼,在印尼创业和“落叶生根”—移植岭村社会。岭村在大量移民海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免租耕地、亲属转承的传统土地制度。移民海外和独特的土地制度大大地缓解了侨乡岭村的人地矛盾。

[关键词]福清岭村人地矛盾走番免租耕地

 

一、福清市岭村概况

岭村是位于福清市和莆田市交界处的,著名侨乡福清市新厝镇的一个行政村。岭村则是新厝镇的著名侨村之一。

(一)繁荣数百年的岭村古街

岭村座落在191 6米高的玉屏山麓,整个村庄由北头岭、杭下前、岭村自然(以下写“岭村”时,均指行政村),三个自然村由北向南连接而成。以林、陈、黄三大姓为主的主姓村,其中陈姓有好几个,但同姓不同字。村庄的东面历史上是海,所以,古代岭村曾是一个从莆田上通省城福州,下达泉州、厦门的通道。元代成为官道,洪武十二年改为岭村驿。岭村古道离莆田35公里,离福清33公里,离福州75公里。从莆田到福清,或从莆田到福州(到乌龙江后乘轮船)得花两天时间,因此,挑夫多在岭村投宿。正是由于这一地理位置的优势,岭村自然村南端的古道逐渐发展成为一条古街。古街上有28家客栈,20几家店铺。一间客栈住约20人,每天晚上,岭村客栈一般有几百人投宿。而白天,岭村街上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手执一根竹扁担,两条粗麻绳和一根木头抵杖(挑东西途中休息时用的)在寻找苦力活。

(二)向山向海要田解决人地矛盾

一百多年前岭村的北头岭没有古道通过,还是偏僻的荒山,还不存在北头岭自然村。随着人口的繁衍,岭村人因北头岭有开垦荒地和围海造田的余地而在北头岭择地而居,北头岭自然村便在岭村先民向山要地的开发中形成村庄。而随着山坡地的开发殆尽,岭村的移民祖先不得不又转向海洋要田,开始了围海造田的村庄开发。刚开始时只有五户人家进行围海造田,后来发展为十户、二十余户,以后甚至发展到了六十户。正因为此,这里的田地的称“五分海”,有的称“十分海”(现在的324国道),有的叫“十四分海”、“二十三分海”,就是当年由五户人家或十户人家,或十四户人家、二十三户人家合作围垦海滩营造田地而得名的。以林、陈、黄三个姓氏为主的,延续数百年来在岭村的开发、繁衍、生息,使岭村形成了三大姓氏,四大宗族及杂姓人家既分别聚居,又相互毗邻,而且自然村已连成片的,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村庄人口格局与空间规模。上个世纪末,整个村庄有山地6500亩、耕地1225亩、龙眼树2000亩、村庄住宅区600亩,在新厝镇中属于中等规模的行政村。

二、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走番”

(一)岭村海外关系网络的形成

根据1989年岭村村委铳计,岭村共有541户,1786人,其中归侨、侨眷占94%以上。1995年岭村村委统计,岭村总计有517户,归侨、侨眷为366户,占70 79%。因此,可以说,岭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去过,或仍在国外。岭村人旅居海外有据可考的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即清朝末开始就有大量村民出国谋生,岭村人称其为“走番”,即去东南亚谋生。

岭村的移民历史虽然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但是与福清,也就是与中国的移民史相吻合,这是不容置疑的。据福清市志记载:“19世纪末,殖民者在福清设立许多移民公司或移民代理公司,诱卖福清乡民出国为奴;……香港十二公司和澳门巴拉坑(葡萄牙语,意为猪仔馆)勾结厦门、马尾的福清客栈店主招募契约工人;新加坡口岸贩卖人口经纪人,通过福清县城一家移民公司雇一批农民运往新加坡。”“清光绪十二年至民国6(18861917)一家移民公司从福清运走契约华工2万人”;“20世纪初,福清仍有契约华工出国,形式与前稍异,分明约与暗约两种。新厝、港头、江境、高山等沿海不少乡民往往中辍耕耘,嘱同伴转达家属,便登上途经村边的火轮径下南洋。”“民国始创,军阀割据,战乱频仍,许多乡民避祸海外。3040年代,有更多的乡民前往海外谋生。民国时期,或避战乱,或逃壮丁,或谋生路而成华侨者各乡都有。”①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己得不到与岭村相关的华工资料。陈振元老先生告诉笔者,他所知道的“走番”的人都是自愿出去的。但是,岭村老一代村民对“卖猪仔”一词并不陌生。在他小时候,村里传说有两个人被一个从南洋回来的乡亲卖了“猪仔”。原因是这两个人(一个姓陈17岁,一个姓林30)1925(或是1927)跟随那个乡亲去南洋后没有了音讯。而这个乡亲人品又比较奸诈,所以人们产生了这种怀疑。这说明岭村村民知道契约华工之事,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没有了这种方式的“走番”了。另外,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岭村海外关系网络已经逐步形成,这为岭村人20世纪后相继援引向海外迁移打下了基础。从陈金煌记录的、由其第四子陈瑞金手抄的《旅印尼岭村乡同人简单经历记录册(1)》②(以下简称《记录册》)中,对曾经为建设岭村小学(1953)、重建武当别院(1980)捐过巨款,出过大力的34位旅印尼岭村同乡所写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这些岭村侨华人已不是华工出身,而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十来岁时由父母带到海外,或亲戚、同乡以直系亲属(多以是自己的子女)的名义带到印尼去的。如陈德发是193719岁时由其姐夫江光华带去印尼的;陈金裕是由父母带到南洋的;而陈金煌是193017岁时,由岭边村姐夫郭能福的亲人郭金裕的母亲(郭陈灶婶婶)以母子关系担保入境印尼的。另外,许多人在《记录册》中虽然没有写明由谁带到印尼,但从去到印尼后,最初都或在叔叔、舅舅,或在兄长、姐夫的店里学艺一段时间后才自立店面,独自经营这一点推断,他们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亲人援引去到印尼的。如陈玉麟到印尼后,先在胞兄陈太麟店里工作,数月后,到叔父陈见龙店里工作;陈德发先是在姐夫江光华店里学艺;陈明亮在其姐夫的布店工作;陈丰美在其兄陈学忠店里学艺;陈金坤到印尼后在叔父陈郭亚业店里学艺;陈芝雅到印尼后在母舅店里,或堂叔店里(未详)工作……。在这些海外岭村人中甚至已经有了出生在侨居地的第二代,如陈子兴是1943年出生在印尼望加锡的陈德发之子;陈瑞春是1940年出生于印尼中爪哇陈金煌之子③。

(二)纷纷“走番”的原因

1 人地矛盾是“走番”的首要原因

据陈振元先生介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太平洋封锁了56年,人们出不去,也回不来外,清末民国初、二战前后出国到南洋的村民很多。陈振元11岁的时候,即1931年从私塾改念岭村私立小学,班上共有16人:班长林金康,副班长陈松福和关宣临。一条长凳子坐三个人,当年读书时的坐位如下:

林金康(印尼)陈松福(新加坡)关宣临(印尼)

陈德发(印尼)陈尔发(印尼)林会玉(印尼)

林紫标(印尼)陈振元(本地)黄当友(印尼)

黄金树(新加坡)黄当茂(印尼)林凤荣(早逝)

郑志高(马来西亚)陈文星(新加坡)陈文新(本地)

黄当宜(印尼)

如名单所注,几年后除了两位同学早逝外,只有他和另一位同学留在村里,其他同学均先后到了南洋。去除早逝的两位同学,等于85 7%的同学都“走番”了。

岭村人纷纷“走番”的原因,按照老年人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一是为了获得现金收入,改善生活;二是为了逃避当壮丁;三是为了躲避土匪。

“为了获得现金收入,改善生活”而走番这句话说得更具体点,就是靠村中有限土地的产出,只能维持一口饭吃,而难有多余的农产品可以换取现金。没有现金,穿衣、购盐、治病、念书等都成问题。要想获得现金过上正常生活,就必须在土地之外想办法,必须离开岭村这块土地有限的地方,到别处去寻找挣钱的机会。在对岭村历史的调查中,笔者看到,逼着岭村人离乡背井、飘洋过海主动“走番”的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和最准确的说法是:人们要摆脱地少人多日益严峻所带来的生活困境。按照刘朝晖的说法:“一旦人地矛盾突出,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人与地的被迫分离,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选择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只不过走番的收入一般以现金兑现,可以带回、寄回岭村,可以不必举家迁徙。因此,说走番是为了获取现金仅仅触及到问题的表面而己。

福建山多平地少,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地矛盾非常突出。1950年土改时,岭村约200户,1000余人口(其中有一百余人在南洋,只约有8百余人在村),村民每人平均只能分到约7 6分土地,低于联合国规定的0 8亩最低生活保障土地面积标准,而且其中一半还是旱地,不能种水稻。岭村的耕地除了数量少外,还十分贫瘠,产量非常有限。虽然地处亚热带,但福清县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尤其沿海地区更为严重岭村没有河流,仅靠山上的溪水灌溉,围垦的海田碱性大,因水源不足和投入的肥料有限,大部分只能种单季稻:一部分已经围垦种植长久的田地才可以种双季稻;而只有少量非围垦的水田可种3季。调查中我们感受到,数百年来虽然岭村人的祖先迁徙、拓荒、围海造田等作了种种扩展耕地的努力,但怎么也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并且,近代以来土地的开拓已达到了极限,而人口的增长却遥遥无期。岭村人世世代代一直挣扎在尖锐的人地矛盾的胁迫之中。

历史以来,岭村的耕地几乎全部用于种植粮食作物。水田除了种稻米外,能种3季的田地在立冬前收割完双季稻后,种大、小麦或蚕豆、豌豆等;旱地则种番薯、黄豆、花生等粮食作物,而只有极少量的土地种植用于做成菜自食的萝卜和芥菜等蔬菜。究其原因,是人多地少造成的。出于土地少,种粮食不但可以保证人的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口粮;同时,由于粮食的价格比蔬菜高,利用有限的土地种粮比种菜可以换取更多的现金以解决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昔日岭村几乎不吃炒青菜。

尽管岭村人已最大限度地将土地用于粮食生产,但实际上仍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从调查中知道,历史以来岭村人平时3餐吃的都是大米掺番薯的稀饭。番薯收成后的一段时间吃的是鲜番薯稀饭,农历23月以后到78月吃的是干番薯片煮成的稀饭。有时也吃大麦糊、面疙瘩等。虽然村民们说,吃稀饭是他们的习惯,但是,从“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吃掺鲜番薯丝的干饭和肉”,以及解放初干部动员村民搞集体化时说:“集体化生产发展了,就可以天天吃干饭”,这两句话中就可以知道,吃干饭对于岭村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天天吃稀饭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是粮食太少才不得己养成的习惯。老人们告诉笔者,如果没有其他手艺,没有华侨关系,解放前为了生活开支,家家户户都要省下口粮用于出售。一般中农家庭一年需出售10担左右的谷子,贫下中农家庭一年也得出售34担谷子作为生活开销。由于稻米比番薯价格贵,白米比红米价格贵,为了多得现金,就必须多吃番薯,多吃红米。即使稻米生产较多的家庭也尽量吃番薯稀饭,省下稻米用于出售。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岭村人才终于吃上了白米干饭。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岭村的老人们告诉笔者,解放前种植龙眼也是岭村人依靠土地获得现金的手段之一。据村民介绍,龙眼树耐干旱,很适宜于岭村的气候。而且花工少,价格贵,二战前一担鲜龙眼的价格相当于4担谷子(谷子一担3块大洋)。但是,奇怪的是它不但没有成为岭村人换现金的最重要手段,而且,据老农介绍只有最坏的土地才用来种植龙眼。即只要种了庄稼不会被牛羊啃食的话,土质再差,岭村人就还是用来种庄稼,而舍不得用来种龙眼。这是为什么呢?询问老农,他们认为那是因为栽培一株龙眼树,需7-10年后才有收成所致。换句话说,村民只能看到兑现快的利益。但是,仔细琢磨,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历史角度来理解。

龙眼既是甜美爽口的水果,又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功能。早在汉代我国就巳将其作为药用。一般作为治疗病后虚弱、贫血萎黄、神经衰弱、产后血亏和强身健体等的滋补品而十分名贵。新鲜的龙眼焙成龙眼干,也称桂圆干或宝元,有利于保存和远销。陈振元老先生介绍说,解放前,以龙眼干馈赠亲友,一盒只装6大粒,送两盒就是十分气派大方的礼品了。既是这样,岭村人为什么没有积极发展龙眼生产来获取现金呢?笔者认为,第一,既然龙眼是滋补品,就属于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奢移品。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农业社会,龙眼价贵必然市场需求量就少。只有相当大的市场才能接纳这样的商品;第二,在1936324国道修通前,福清的交通运输全靠肩挑背负。从调查了解来看,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出售龙眼干不但要体力、时间,还要有福州的人脉关系。这并不是岭村人家家户户都能具备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就是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之前,中国广大农村都还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像岭村处于福州、福清和莆田的中间,远离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是很难孕育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的。所以,珍惜每一寸土地生产粮食,以填饱肚子和维持最低现金开支是村民唯一的选择。更何况至少在19世纪末开始,岭村人就已经开辟了靠走番缓解人地矛盾,补充生活资源的途径。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也起到了抑制龙眼商品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反作用。

总之,岭村的有限土地资源对人口的压力迫使一代代岭村人走番,而一代代岭村人的走番维持了岭村最大限度地承载起留在村中的村民勉强温饱的生活。百余年来,岭村人就是这样一代代通过“走番”的方式,使岭村人地矛盾平蘅在仅能糊口的极限状态上。

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印尼还是荷兰的殖民地,1块荷兰盾可以兑换我们的两块大洋。如果在橡胶园锄草的话,一个月可有12块大洋的收入,可购买4担谷子。除去吃、住等开销,最多的可以剩下200斤谷子的钱带回国内。据老人们介绍,那时在新加坡、印尼有岭村和新厝、后屿、坂顶等周边村庄人开的人力车馆。家里有人生病,或赌博输了钱需要钱用时,就到南洋拉几个月“牵手车”(人力车、黄包车)回来是常有的事。有些人来来去去十几次。按照村民的说法,真正富裕的家庭是不会去走番的;另外,太穷的家庭则无法走番,因为支付不了路费和支付援引者的担保费。

20世纪2040年代是岭村人大举移居海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走番”的原因已不仅仅是为了赚取现金改善生活,而多在于要躲避因长年战乱而加剧的壮丁抽派及严重的匪患了。首先,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新旧军阀的混战、后来又为了对付共产党和由于战乱而加剧的匪害,在农村大量抽派壮丁。被派到壮丁的人,如果不想去的话,得支付相当于十几担谷子数额的款项请别人顶替自己去。④“二男抽一丁,三男抽二丁”的政策使许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男孩的家庭,为了避免当壮丁,不得不将到年龄的男孩送往南洋。陈开政的大哥刚从印尼回来,为了逃避壮丁,其母把家里的一头小牛卖了作盘缠,又送他回到印尼;其次,当时土匪的频繁骚扰和绑架勒索也使村民不得不把男孩送往南洋。尤其是有父母在南洋的孩子,更担心土匪的绑架。岭村背后的玉屏山是土匪作案后逃逸,藏匿的好地方。因此,常有土匪出没。1930年代开始,岭村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尤其是一个叫刘古的土匪头特别残忍。岭村人被土匪的抢劫与绑架搞得人心惶惶,村无宁日。普查中,我们在对户主是长子的305户人家询问他们的家庭解放前是否曾被土匪抢劫与绑架过时,除失缺31户、回答“不知道”99户,和明确回答“没有”的136户外,有39户回答“有”,占调查户数的12 8%。据村民告诉我们,土匪并不是只抢富人,穷人也抢,对有钱人多是到他家里抢劫、绑架,对一般人则在路上、山上下手。黄金春老师的父亲当时常来往于印尼与岭村之间,其兄7岁时遭土匪绑架,后用500块大洋赎回,所以9岁时其兄就被带到了印尼,不敢留在家乡。陈瑞临先生告诉笔者,他是19379岁时由其叔陈金煌带去印尼的。他小的时候,由于父母在南洋,怕被土匪绑架进行敲诈勒索,夜里一听到土匪进村的报警,便要急忙躲到番薯地里,搞得村民人心惶惶,不得安宁。为此,尤其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孩子稍大就送到了印尼。为了躲避壮丁和土匪,在《记录册》中笔者看到写明出生和出国年代的仅有的5个人都是在15岁及之前就到南洋去了。如林金福1918年生,19291l岁时就被带到南洋了;陈亚1918年生,1930年即12岁时就被带到南洋了;陈明光1925年生,1939年即14岁便被带到印尼;陈玉麟1910年生,1925年即15岁时就到了南洋;陈金辉(陈金煌的哥哥)1908年生,于1923年即15岁时就离开家乡到印尼做工了⑤。这个时期更多的人与其说是为了现金,不如说是为了避难而逃往海外的。因此,许多家庭只要能送出去,就尽量将男孩子送到海外谋生,只留下一个儿子照顾父母。

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把福建沿海地区农民到南洋谋生说成是: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福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迅速瓦解,福州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相邻地区,尤其是福、莆、仙地区经济受到了猛烈冲击,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使小手工业者破产,从而这些群体被迫背井离乡,浪迹天涯;以及认为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同时,在清王朝统治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劳动人民受到双重压迫,纷纷破产失业,致使福建沿海劳动人民以空前规模大量移居东南亚地区的说法至少对岭村人的“走番”是解释不通的。

2 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

如上所述,早先走番多为了赚现金,因此许多人在家乡与南洋之间来来去去,或赚够了钱就回来。而后来逐渐变成在南洋创业,成功后把妻子儿女接去。换句话说“走番”从短期行为变成了长期打算。所以,这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人去南洋,三死六留一回国”,即三人死在海外,六人留在侨居国,只有一个人回国。当然,笔者还认为,“走番”的人们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并不仅仅与国内时局相关,也与不少人在南洋创办的事业逐渐获得了稳步发展相关联。

由于“走番”的村民落地生根的占多数,许多家庭在考虑送孩子出去时都要做长期的安排。比如,侨领陈德发的父母有5个儿子,其中第三位是为女儿入赘认养的。老大、老二、老四,三个亲生儿子陆续到南洋后,原先也准备把第五个儿子送到海外,但是,考虑到自己老后,为自己送终的没有亲生儿子不好看,所以,最终把第五个儿子陈孙政留在了身边。

再如,陈金煌的父亲已故,其母最初让大儿子陈金辉和儿媳妇到印尼。后来,小儿子陈金煌也去了印尼。5年后,金煌回乡结婚后,只身回到印尼,留下妻子在家乡照顾母亲。直到母亲过世后,才将妻子带到印尼。

陈振元先生一生没到过海外也与父母的安排有关。本来陈金煌在振元16岁的时候就想带振元去南洋,但是,振元父亲固执不肯,要求必须等到18岁结过婚后再去。然而,17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去南洋的路被封死了,所以,18岁结婚后也就没有再去海外打工了。其实,振元父亲要让他结了婚后才走,是有其安排的。振元是独生子,没有结婚就走了,今后父母老了身边就没人照料了。结了婚走的话,媳妇可留在家乡照看老人。可见岭村人让孩子到南洋一般都考虑到家乡方面的老人赡养问题的。

刘朝晖在《超越乡土社会》中,列举了数本史料中对福建闽南一带多让非亲生子去南洋闯荡的记载,并且在位于福建“漳州府与泉州府的‘边界’”的侨乡—新江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该处“以前下南洋的人多是两类人,一类是入嗣子等不是自己亲生的,另一类就是家里的‘浪荡子’,父母难以管教,不能指望他们读书中举,但是这类人往往性格上敢于闯荡冒险,于是就让他们外出,指望他们够在外面闯出名堂来,光耀门庭”的事实。2004年笔者在日本的“神户华侨研究会”举办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听来自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也介绍过同样情况,他指出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史料所述一致,即下南洋走的是海路,风险较大,有可能丧生,因此,让非亲生子去南洋,万一出事不心疼。不过,岭村的情况正好与他们所说的相反,一般都让亲生儿子走番,让养子留在家乡,正如上述侨领陈德发的父母的安排那样,亲生儿子们几乎都走番了,而把养子留在身边。在岭村,还有一些家庭让男孩子去了南洋,将一个女孩子留在家里,入赘一个女婿当儿子,让他们在家乡照顾老人及耕种田地。另外,在岭村,就连独生子也不忌讳走番。林某某1929年生,其祖父民国初年就到新加坡拉“牵手车”,后知道印尼更容易挣钱,便又到印尼做生意。1929年林的祖父回村盖了房,让孙女林某某留在村里,后来为其招女婿耕种着祖父(祖父有5兄弟)分家时分得的不到1 6亩田地并照顾祖父母,却让自己的独生子(林某某的父亲)和其媳妇及除林某某外的其他儿女都到印尼谋生。岭村属于福建闽中地区,笔者为是否忌讳亲生子走番的问题特地询问了许多老人,但得到的回答都否定了闽南的现象。可见同样都是福建侨乡,各地的想法和做法不尽相同。

()出国的方式

到上个世纪前半叶为止,到东南亚谋生,在手续上相对于现在要容易得多。首先东南亚各国的出入境手续并不严格;其次,从福建沿海到东南亚已形成了一条专门的输送通道。因此,只要在东南亚有关系的话,就不难出去。据了解,当时成年人出入境也需要护照,但拿着换了照片的别人的护照而成功入境者不少。侨领陈德发193719岁去印尼时,就是拿着别人的护照,跟姐夫江光华入境的。而江光华最初去印尼时,则用的是其堂弟的护照;另外,对于孩子则不要任何证件。由于当时的户籍管理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并不完善,并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于是许多已经定居南洋的华侨只要凭口头将一些邻居或亲戚的孩子说成是自己的孩子。就允许其入境。德发的二弟和四弟分别在1945年和1948年去印尼时,就是由前岭村小学校长陈文志的父亲陈宗霖,作为其儿子带入印尼的。前面已经提到,陈金煌也是以这种方式到印尼的。如果以已定居印尼的华侨华人的子女身份进入印尼的话,通常成功后,要付给援引者150印尼盾担保金作为酬谢。陈瑞临还告诉笔者一个小故事:其叔陈金煌和其父陈金辉都是由姐夫郭能福的帮助进入印尼的,并且对方不收当时很有价值的这笔担保会。为了感谢这位姐夫,陈金煌不仅改“陈”姓“郭”,而且,他们两家的儿子如按照“祥镇陈”的辈分起名的话,名字的第一个字应为“开”,但是,为了表示对这位姐夫的恩情,便按照这位姐夫的儿子的名字起名,把“开”字改为“瑞”字。

解放前,新厝一带的村民到南洋去已经形成了一条固定的通道。村民只要到邻村,即棉亭或双屿的码头,花两角钱乘上小木船开到停在深海处的汽轮上。然后,用一块大洋乘汽轮抵达厦门。再从厦门花七、八块大洋就可以乘轮船抵达南洋了。岭村附近的棉亭、灶和江兜村都有村民在厦门的打铁路头开客栈。去南洋的人一般都吃住在这些客栈等待开往南洋的轮船。在这些客栈不但吃住可以赊账,甚至也可以借到去南洋的船费。客栈老板隔一段时间会到南洋收回借款。老板也允许分批还款。老板不怕顾客躲债,因为来往于南洋和家乡之间的新厝人都必须走这条通道,除非你永远不回家乡。要回家乡就必然还会与客栈老板打交道。当时,由国内南下的岭村人一般都在雅加达上岸,在乡亲陈亚武所开的合和脚车(自行车)店投宿,很少人到旅馆住宿。因此,要去南洋的话,路费也不成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南洋有没有人援引和接应。

岭村的海外关系网络主要在东南亚,尤其是印尼。所以上个世纪前半叶的移民以流向东南亚为主,特别是今为印度尼西亚的荷属东印度群岛。陈金煌先生在《记录册》中几次把梭罗说成是岭村旅印尼同乡的发源地。据陈振元先生解释,最早时,岭村人都是先到印尼的梭罗,然后才逐渐分散到印尼各岛,所以梭罗便成为岭村旅印尼同乡的发源地。1931年后,东南亚各国开始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入境的政策,但仍然没能阻止大量的岭村人通过各种方式移居东南亚。勿容置疑,此间,海外关系网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海外关系网络掀起了岭村人向海外迁移的潮流。海外岭村人群体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从蒜岭村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移居海外的)及其后裔已逾3000人,这个数目几乎是岭村目前人口的两倍。与闽籍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地区分布相似,岭村籍侨胞中80%,大约有二千多人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其中又以印尼为最多。以岭村人的话讲:“印尼的每一个岛屿上都有岭村”。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的岭村人也是海外岭村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群体。其中陈子兴先生在整个福建乃至整个中国都享有盛名,这一直是岭村人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 

(四)旅印尼岭村人的创业和产业

岭村人到海外谋生的历史是一段充满着艰难困苦甚至血泪的历史。根据陈金煌的《记录册》对曾经在1953年捐资建设岭村小学和1980年捐资重建武当别院的34位岭村旅印尼华侨华人的简介中可以知道,早期移居海外的岭村村民大多是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就到印尼去的。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绝大部分人到印尼后,在兄弟、叔叔、舅舅、乡亲等的店里以卖苦力或作学徒为业,逐渐积累起财富和经验之后转而经营小本生意,再逐步壮大和稳固起来的。

和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一样,由于是靠血缘和地缘的海外关系网络走出国门的,所以,不仅同乡人通常都侨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所从事的行业也十分集中。从陈金煌的《记录册》中对34位岭村旅印尼的华侨华人的简介中可以知道,岭村人与福莆仙地区的华侨相同,主要以自行车修理和出售为业。在34人中,经营过脚车店者就有23人,占67 6%。如果加上曾经营过与自行车相关的行业,如经营自行车内外胎、自行车零件装配、自行车及其零件制造、自行车及其零件进口等的话,共有30人,占88 2%。此外,还有不少人虽然不经营自行车,但却经营与自行车同类型的行业,如三轮车、摩托车和汽车的修理、制造、进口、出租、出售以及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和原材料生产等等。当然,也有个别人经营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业。如有的经营布店、米粉店、百货店、缝纫机店、建筑材料店、批发商等。

《记录册》中所介绍的34位岭村旅印尼的华侨华人可以说或多或少基本上是有稳定收入者。但是,从他们在印尼的事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海外移民创业的艰辛。他们不顾颠沛流离,不怕挫折失败而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感人至深。尤其是二战前出国的人还在当地遭受了日寇三年半的黑暗统治,更是劫难逃生,心有余悸。许多人的生意受到市场竞争、政治局势(日寇入侵、反华排华)的影响,在失败和成功交替往复的磨难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岭村旅印尼的华侨华人中拼搏出不少事业的成功者,如陈子兴、陈德发、陈金煌、陈德森、黄当富、黄当贵、陈光益、林尚美、林紫通、陈振友、陈金裕、林锦全、陈玉麟、陈裕久龚、陈芝雅、陈后山龚、陈明光、陈瑞眷、林金标、陈子来、陈振芳、林文标等。

陈光益是经营岭村人的传统行业—脚车店和出租三轮车而发家致富的。上个世纪60年代他逝世时,用于出租的三轮车竟达一百多辆。可见他每天收取的租金是相当可观的。

陈芝雅在中爪哇的古突士埠开雅兴脚车店,由于生意兴隆而‘名震全中爪哇“。

黄当富和其弟黄当贵经营了多种生意,如电影戏院、冰棒店、脚车店及汽车零件等,从而生意发达收入可观。

陈金裕,即陈亚武的儿子1950年代代理美国在印尼茂物埠开设的制造丰年牌自行车内外胎的生意。那时,丰年牌自行车内外胎是属于管制货物,市价与官价相差悬殊。该货的第二手经营者都必须很有能力者才可得到经营权,而他却是第一手经营者。因此,赚了大钱,建起了合和四层楼的大厦。

陈玉麟和陈瑞春(陈金煌之子)则都是从经营自行车零配件开始,发展成自行车的大型制造厂商。因此,“事业欣欣向荣,前途无可限量”。

林文标经营布匹生意,是第一手的大批发商。

陈金煌是从经营脚车店而发展成进出口商的。

在岭村旅印尼的华人华侨中,最有成就的是陈德发与陈子兴父子。尤其是儿子陈子兴的经营能力与财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凌驾福莆仙三县旅印尼及新加坡之上”⑥。改革开放后,随着父子二人进一步向我国国内投资的进展,他们已经成为福建省,乃至全中国的著名侨商和企业家了。

每一位到海外的岭村人都肩负着赚钱致富振兴家庭的责任,他们都怀着这样一个梦想,即赚到足够的钱后衣锦还乡,回国过富裕而体面的生活,或在海外安顿之后将家中守候的父母和妻儿接到海外共同生活。然而,在旅印尼的华侨华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以偿,非常成功的。有一些乡亲的生意一般,没有发大财,但收入平稳,生活安定;另外,不可否认也有个别乡亲生活比较拮据。调查中笔者也得知,还有个别乡亲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将家乡的妻儿接到南洋,在等待多年之后在海外重新娶妻成家,而留在国内的妇女则拖儿带女苦苦等待丈夫的归期,守一辈子活寡。

(五)岭村社会的异国移植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上个世纪前半叶“走番”的岭村乡亲回乡的为数不多,大部分人留在了侨居地。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旅印尼岭村华侨华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第五代。他们一方面融入了印尼社会,与当地人民共同建设、发展印尼经济和社会,一方面依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中国文化,以家乡的亲情联系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旅印尼华侨华人热爱自己的家乡,尊重家乡习俗,第二、三代华侨华人由于几乎都是在华侨学校接受的教育,所以他们对祖藉国的文化依然十分熟悉。陈基梅兄弟姐妹已是岭村第三代旅印尼华人,但是对家乡的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生活习惯了如指掌。陈基梅告诉我们,三十多年以来,印尼政府一直采取的是排华的政策,禁止印尼华人办报纸、办期刊、办学校。印尼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国侨民的同化。但是,文化这种东西不是靠人为的手段可以改变的,所以在印尼华侨华人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家乡传统的东西。

在岁时节日方面,如过年过节也如中国一样,讲究礼尚往来互送礼物;也进行一些传统的中国节庆的表演,如舞龙舞狮等。舞龙舞狮的表演甚至感染了当地印尼人,在印尼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喜欢这一中国的传统艺术。

在人生礼仪方面,印尼华侨华人还保留着传统的庆贺生日的习俗。如给孩子举行“满月”“周岁”仪式等。老年人也仍有“做寿”的习惯:葬礼与国内一样,许多老一辈华人还是保持着当年国内传统的土葬法,有钱的人还保持了传统的“停尸”“做忏”“做七”等传统的仪式。而有些习俗则是中印尼皆有,或半中半印尼。比如结婚仪式,如果娶的是中国太太,则一般多采用中国仪式,而如果娶的是印尼太太,则采用印尼仪式。但如果男方是中国人,又比较有钱的话,即使娶的是印尼太太,也会采用中国仪式同化印尼太太。不过,陈女士在印尼的结婚仪式可以说是半中半印尼式的。她的结婚仪式中也有闹洞房等,但穿的却不是中国传统的红色新娘服,而是婚纱。虽然印尼政府一直主张印尼人与华人通婚,但是华侨华人的择偶一般还是局限在华人的圈子里面。

在交往方面,旅印尼华侨华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还是中国式的,但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印尼人的一些影响。比如在交往中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

必须一提的是,在印尼,老一辈华侨华人与年轻一代已经有些差异,老一代华侨华人保留着较多的中国传统、中国文化,而年轻一代则已经接受了更多的印尼文化。许多中国传统的东西年轻人已经不清楚了。如许多年轻人已不知道中秋节、元宵节是怎么回事;老一辈华侨华人信仰佛、道教的比较多,但年轻人则信仰基督教的比较多;在印尼,华侨华人的早餐已经被咖啡和牛奶所替代,午餐和晚餐与中国差不多也吃米饭,但如果是第四、第五代的话,生活的习惯就与印尼人差不多了。

从上述旅印尼华侨华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文化这种东西虽然难以改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是会不断被侨居地的主流文化所慢慢同化的。但是,细读陈金煌1981年完成的《记录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来自祖籍国地缘纽带所结成的情感却似乎永远不会淡化,似乎是永恒不变的。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我们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岭村的华侨华人在经营上共同合作,在生活中互帮互助,在文化上相互认同的亲密的家乡地缘意识。  

首先,在经营上共同合作。岭村华侨华人合伙做生意时,除了与兄弟、亲戚合作外,许多人也找乡亲合作。如庄霖宝就曾与乡亲陈明亮和陈伯珠三人在泗水合开汽车修理工场;许多乡亲经营的都是脚车店等相同的行业,因此,相互之间生意往来也很密切:陈明光曾在乡亲陈我 的店里工作过,也在乡亲陈新霖的店里和乡亲陈新论的店里工作过;陈金煌的协丰隆脚车店曾雇佣过多亲陈金鼎、陈亚和陈丰美等乡亲;陈德发也曾雇佣过陈瑞临等乡亲,并资助陈瑞临开办企业;另外,陈德发于1973年开始制造机动三轮车,而福莆仙同乡则向他购买进货;陈子兴是日本野马哈机动二轮摩托车的总代理商,许多乡亲从他那里批货,做二手代理商……。  

其次,在生活中相互帮助。岭村旅印尼华侨华人相互来往密切,用第三代华人陈基梅的话说:“在印尼,华侨比较团结有如一家人”。大家在密切的共同生活中,产生了一些为这一群体服务的特殊人才。如陈金坤先生不仅写出来的文字苍劲有力,整齐美观,而且熟悉婚丧喜庆的应用文章,所以,在雅加达的岭村华侨华人凡举办这类仪式或书信往来等时,基本上都请他执笔起草。1953年岭村,旅印尼同乡捐款建设岭村小学、1958年为岭村小学建围墙、添置办公桌等和1980年筹集捐款重建武当别院时,各方捐款的出入簿记等也多由陈金坤经手入帐,很是方便。

陈伯珠先生为人热情诚恳、平和公正,在旅印尼华侨华人中有一定威信。岭村同人中间如果发生什么纠纷,大家多请他当鲁仲连。

林绪先生对印尼文化十分了解,并对印尼政府部门的各个方面比较熟悉。因此,岭村华侨华人中,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找相关政府部门处理时,大家便请其出面奔走解决。

尤其是哪家有婚丧喜庆时,大家便聚在一起帮助制作布联、购买礼品、登报道贺等。因此,在几次为家乡岭村建设筹募资金时,除了大部分款项汇回家乡外,都留下一小部分作为旅印尼岭村同人在举办这类活动时的公共支出经费。在印尼,岭村的陈、林、黄这三姓都有自己的宗族组织,但是,与家乡的村民一样,宗族意识并不强。陈基梅在印尼与几个朋友一起办了个“陈氏宗亲会”,主要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不搞政治。三四个月聚会一次,大家互相认识认识、聊聊天。会员交会费。该会一个功能是给非会员的印尼人提供免费的医疗,目的在于缓解印尼人与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除种族隔膜。

与宗族感情相比,旅印尼岭村华侨华人更注重祖籍国地缘纽带结成的亲密关系。而且有趣的是,为了加强这种地缘关系,华侨华人常在侨居地建起与家乡相同名称的寺庙宫观,以这些寺庙宫观为媒介,团结起来自同一信仰圈的乡亲。上个世纪60年代,岭村华侨华人联合邻村即岭边村和新厝镇的旅印尼华侨华人,在雅加达建起了一座三庙连体的宫庙,供新厝镇的乡亲朝拜。该宫庙有三个拱门,中间是岭村的雪峰寺,右边是岭边村的汾阳庙,左边是信仰辐射到整个新厝镇的光贤亭。宫庙的第一任董事长就是岭村的侨领陈德发先生。该宫庙不仅成为新厝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和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成为祖籍新厝一带的华侨华人团结互助的核心。印尼还建有广化寺、九鲤洞等莆田地区的寺庙宫观。由于岭村方言属于莆田、仙游语系,因此,也团结在这些寺庙宫观组织的周围。正像陈基梅与朋友一起办的“陈氏宗亲会”一样,以地缘纽带结成的华侨华人组织并非为了与印尼原住民对立,相反是为了一方面帮助解决华侨华人中的问题,团结华侨华人,另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更有组织地与印尼的原住民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旅印尼华侨华人不仅有上述这种通过家乡寺庙,结成的地缘组织,还有以祠堂名义结成的各种代表不同地域范围的地缘组织,如印尼新灵洞建华祠堂、福莆仙总义祠等跨越福清、莆田和仙游三地域的组织。除了以寺庙、祠堂为中心的地缘组织外,还有玉融公会(福清地域)、兴安会馆(跨越福清、莆田和仙游三地域的组织)、福莆仙公会等地缘组织。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大小小的地域组织和团体的宗旨和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联络同乡感情,沟通家乡信息,兴办社会福利,团结自身并团结侨居地人民。

三、独特的传统土地制度

(一)人口对土地惊人的吞噬速度

曹锦清等人认为,旧中国农村最严峻的问题是人口问题。他们根据陈翰笙先生在《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中所研究指出的,南方稻产区每户平均至少要6-10亩,即人均需1 22亩土地才能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一论点,用纯理论方法计算出在旧中国农村一个人均土地2亩的村庄,在繁衍到第二代时,人口就会增加近一倍,人均土地便减缩近一半;繁衍到第四代时,人口会增加近2倍,人均土地进一步减缩到只有0 7亩。⑦

在上述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以来,岭村最基本、最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迅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百多年前,岭村人的拓荒和围海造田就已达到了极限,最终通过走番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民的方式,使留在村中的人口一直平衡在与土地资源可以维持勉强生存的极限上。除此之外,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岭村人依靠人均0 76亩的土地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实际上也还是靠走番的经济支撑。当时,全村约200户,1000人口中,有约160人在东南亚,村中实际上只有约800余人。也就是说,近80%的家庭都有人为了家庭生计而在海外打拼。   

(二)从土地使用权的暂时转让到所有权的事实转移

根据上述曹锦清等人的理论计算和理论推理,按理岭村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应该极其细碎才对。但是,奇怪的是,从土改结果及村民介绍知道,岭村的大部分村民都被评为中农,贫雇农多是在古街上做小生意或打工的、解放后留在了村里的外地人。由于土地的珍贵,老农们告诉笔者,岭村人轻易不会出卖土地,“只有劳动力病了,或赌博输了才可能卖地”,换句话说,只有丧失劳动力者或不务正业的败家子才出卖土地。而且,这里的规矩是,出卖土地也要先卖给亲缘关系近的人。既然这样,就说明在岭村要想拥有较多土地是难以靠金钱购买到手的。那么,岭村的传统土地制度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百余年来,岭村人的走番又是如何缓解了岭村的人地矛盾,并且使多数留守村庄的家庭仍然拥有相对较多的土地面积呢?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或许只有岭村,或许其他侨乡也有的现象:岭村的许多家庭都免租耕种着已举家定居南洋的或兄弟、或叔伯,或堂兄弟、或堂叔伯等亲属的土地。作为免租耕种的条件,就是一、不能擅自出售其土地;二、清明、重阳及逢年过节要祭祀土地所有者的祖先;并且,各家各户出钱举行宗族活动、寺庙活动时要为土地所有者出一份钱。陈某某是独生子,家里共7口人,自家虽只有6亩地,但还耕种着堂叔给他免租耕种的3亩多地;黄某某9口人,自家仅有2亩地,但还耕种着堂兄给他耕种的3亩地……。笔者了解到有些人家甚至免租耕种二三家,三四家亲属的耕地。据老农们估算,免租耕种到南洋去的族亲耕地的情况在岭村十分普遍,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这种情况。陈振元先生回顾说,解放前,祥镇陈有62户,全家在海外,但有土地由别人耕种,宗族活动有交钱的有近20户。也就是说,定居南洋的亲属将土地的使用权交给了留在村中的亲人,而保留着土地的所有⑧。不交出土地所有权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在海外过不下去,随时可以回来,有个退路。这是可以理解的⑨。但是,据老人们介绍,全家去南洋的人,有回来探亲的,有回来结婚的,但没有长期回来的。除了上个世纪60年代印尼发生反华排华这类特大非常事件外,已经举家定居海外的岭村人通常是没有人会再举家重返岭村走回头路的。这就使笔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定居南洋的岭村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一般保留多久?最终是如何转让给家乡亲人的呢?笔者没有收集到这方面的数据,但是笔者推断,是岁月流逝、世代更替使走番者暂时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最终变成所有权的事实转移的。

我们可以推断,接受土地使用权的这一代人是很清楚哪块地是自己的,哪块地不是自己的。但是,当这一代人死亡或他的子嗣分家后,随着土地切割细分或连片使用等,哪块地是自己祖先的,哪块地是海外亲属的,已开始模糊。在第一代人接受的免租耕地所有权逐代模糊的同时,第二代人、第三代人、第四代人……也在不断地走番的走番,从新的海外定居者处接受免租耕地的接受着免租耕地,他们获得的新的免租耕地也在岁月的流逝中,从使用权的暂时转让逐渐变成了所有权的事实转移。……如此循环往复,百余年来,岭村人就是这样因为分家,土地减少,一部分人去了南洋,留下的人从海外定居者处获得了他们的耕地使用权,而这使用权在世代的分割传递中,模糊成了所有权,虽然户与户之间不可能均衡,但大致维持了大部分在村岭村人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和生计。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真正富裕的家庭是不会去走番的,所以,免租耕地的面积一般也都不大。

笔者认为,近代以来由于走番的出现,岭村自然地形成了上述这种独特的土地流转制度,从而勉强解决了地少人多的矛盾。由于有钱也难买到土地,而免租耕地又基本上是在亲属中进行的,在古街上做小生意或打工的外地人不可能获得免租耕地,所以岭村本地人多数拥有相对较多的土地,而古街上的外地人多为贫雇农。

(三)低地租率对缓解人地矛盾的贡献

除了上述走番者提供的免租耕地缓解了岭村的人地矛盾外,走番者的土地出租也大大缓解了岭村的人地矛盾。

虽然不少岭村人都从走番的亲属那里得到少量土地,但是,如果按照陈翰笙先生提出的南方稻产区人均需1 2-2亩土地才能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一土地拥有量来看,不仅许多在土改中被评为中农的岭村人达不到这一水平,并且即使加上免租耕种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一水平,或只能勉强达到陈翰笙提出的人均最低水平,即1 2亩左右。

由于地少人多,岭村人一方面生活拮据,一方面却劳动力闲置。因此,租种走番者的土地也成为岭村人缓解人地矛盾的方式之一。据曹锦清等人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说:“通常的地租率为50%”⑩,但据了解岭村的地租率通常只有不到20%。因此,对改善岭村人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据老农们介绍,地租多少一般根据当年的气候,根据土质好坏,由出租较多土地的人家与租种者协商确定后,其他人家照搬学用。

虽然岭村地租率较低,但是可以看到由于土地太少的原因,人们仍不可能按照生活所需和劳动力的能力范围租得足够的土地。岭村黄某某家有9口人,3个劳动力。从生活需要讲,至少应有10 8亩地;从劳动力的可承受量看,至少可以耕种12-15亩地。但除了自家2亩地和免租耕种3亩地外,仅租种了2亩地,即合计耕种7亩地,人均不到0 78亩,因此闲置了至少1 5个劳动力。

岭村什么会形成免租耕地和低地租的传统土地制度呢?询问老农,得到的回答是:“历史以来就是这样”。但笔者认为,这依然与地少人多及因此而产生的走番密切相关。由于定居于南洋的人家与家乡如此遥远,在交通不便,而且商品经济不发达,地租以实物兑现的年代,定居南洋者即使因生意不顺利生活一时出现困难,也难以从家乡的地租获得解救。也就是说,“鞭长莫及”。另方面,真正富裕的人是不走番的,换句话说,走番的人土地都不会多,一般都只有二三亩地,举家定居南洋者靠家乡少量土地的地租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杯水车薪”。另外,如是举家定居南洋的话,要出租土地还得请人代管,还需支付代管报酬或人情。因此,不如以暂时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法来保存土地所有权,对自己既省事又做了人情。据老农们说,举家走番的华侨把土地、房屋、龙眼等托付给家乡亲人管理时,一般是不会要求家乡亲人应如何如何使用这些财产等的,而是由家乡亲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自种,或出租,但不能出卖。那些出租土地者一般是无劳力再耕种者,或代管土地的亲属在外村,离土地远,又已不太需要土地时,他们才出租土地。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主人又不要求地租,因此,也就没必要苛求地租率,不使土地荒芜,保持耕地的活力才是出租土地的目的。

注释:

①福清市志编委会编:《福清市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2943页。

②《旅印尼蒜岭乡同人简单经历记录册(1)》是陈金煌先生编写的,其中记录了从1953年开始至19817月为止,旅印尼蒜岭乡同人集资援建家乡蒜岭各项公益事业的经过,抄录了为重建武当别院从1980412日至1981716日为止的家乡方面与旅印尼同人之间的来往信件,以及数十位为家乡建设捐资出力的华侨华人的简历。

③、⑤、⑥陈金煌:《旅印尼蒜岭乡同人简单经历记录册(1)》,19817月,第103-108页、第103-134页、第138页。

④当时有人专门做这种买卖,拿了钱替别人去当兵,然后半路上又逃跑回来。

⑦、⑩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⑧据村民介绍,国民党时期已经有土地证。举家去南洋的人会把土地证带到南洋,但把土地给亲属耕种而不立字据。

⑨由于这一理由,土改计算土地拥有量时,除了被评为富农和华侨地主者外,均剔除了为华侨代管的这一免租耕种的土地。

 

参考文献:

①福建省福清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清县志》内部发行,1989年。

②陈金煌:《旅印尼蒜岭乡同人简单经历记录册(1)19817月份,未出版。

③福清市《新厝镇华侨史》编委会:《新厝镇华侨史》,2004年。

④福清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福清市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2943页。

⑤明恩溥著,午啃、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年。

⑥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版。

⑦弗里德曼:《中困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⑨陈建才:《八闽掌故姓氏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⑩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社会科学院主编:《福州历史人物第九辑》,1996年,闽新出()内书刊第0280号。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F L K:《比较文明社会论》[日本]株式会社培风馆,1971年。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梁仁编著:《简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融侨史》编写组:《融侨史资料(第二辑)》,1997年,内部书刊。

陈孙政、陈子滨、陈子涛著:《蒜岭霞渡玉湖陈氏家乘》,1998年,未出版。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郁贝红(1948~),女,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教授。邮编:3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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