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船政文化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http://www.fzskl.com  2010-02-22 09:27:29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福建船政学堂作为我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船政文化是其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船政文化丰富与发展了中国职业教育文化,它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船政文化职业教育文化丰富与发展

 

一、 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现实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一种呼应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占据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0612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推出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更使高职教育成为当今最受瞩目的教育类型。但高职教育在加快内涵建设的过程中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高职教育的快速扩张在另一层面加大或者凸显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苍白与弱质。高职教育如何肩负起文化引领人的大学使命?高职校园文化如何成为高职学生成长的精神家园?

可以说,没有跟职业教育发展程度相匹配的职业教育文化以及职业教育文化如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是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现实困境。

其实,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曾有过辉煌的起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家墨子开创了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理念的墨家学派,对职业教育生源、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原则和方法和组织形式,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墨子提出的“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①的职业能力观渗透到下层劳动人民的心理与思想之中,成为鼓舞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活水源头。墨子的教育观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平民性和平等性。他接纳学生不论身份的贫富贵贱,传授知识也不论条件优劣,主张“有道相教”②,“有道劝以相教”③,是中国最早倡导平民教育和对平民进行职业教育的平民思想家。墨子和弟子以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精神,教育培养了无数“显荣于天下”的墨家弟子,成为先秦时代与儒学并称的“显学”。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职业教育逐渐走向衰微。科举制的实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以及单向流动的科层制管理文化对人的侵蚀与控制;重书本知识轻操作技能的传统知识观都使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职业教育文化也随之沦为“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但纵观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墨家之后,依然有不少出色的职业教育家用毕生的努力去践行职业与教育、职业与人生的理想,也因此创造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职业教育文化,如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教社及其大职教观、陶行知推行的生活教育与“工学团”等都是职业教育文化中的富矿。而发韧于清末洋务运动的船政文化更是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一次丰富与发展。

186612月,中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诞生。在以后的140多年发展历程中,船政学堂及其系列学校(海军学校、飞潜学校、艺术、勤工、高航等)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社会楚翘: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翻译家马建忠、民族英雄邓世昌、海军名将萨镇冰、天文学家高鲁等。这些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科技、军事、经济、文化走向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船政文化的当下现实价值意义。

二、 船政文化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何为船政文化?沈岩先生在《略论船政文化》一文中是这样界定的:马尾船政文化“就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成果。它包括以下内容:一为物质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的各项成就、船政遗迹、与船政有关的各种文物等;二是政治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教育模式及其成效等,三为精神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者、参与者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范、宗教信仰、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等。”这三者以精神层面的成果为其精华与灵魂。

船政文化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辉映古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其拥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

1  船政文化的独特内涵

1) 浓郁的民族使命感

船政学堂创办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中枢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沉重震撼。“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船政学堂创办的初衷。其创办人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称:“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出。”④。这种借教育强国求富的自强情结从左宗棠到沈葆桢再到船政学堂的学生,一直未曾改变,成为直接催生船政文化的精神酵母,让船政文化从产生之初就带上了浓郁的民族使命感。

正是这种浓郁的民族使命感促使船政学堂的学生无论在求学还是做事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原动力。“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力,期于穷求洋人奥妙,冀备国家将来驱策”成了船政学子在求学、做事过程中共同的心理层面。以严复为首的船政学堂学生希望在“技”、“政”、“教”领域全方位回应、对抗“海上文明”的包围:严复等人兴办中国现代教育,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魏瀚、巴玉藻、王助等人直接参与制造监造近代新式军舰、飞机;詹天佑、林庆牟等人修建铁路、开采矿源;陈季同、罗丰禄翻译中西文化经典,通过国际法等国际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处理中外事务,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这些民族精英背负沉重的历史使命,在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艰难前行,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思想、精神及成就共同铸就了留芳后世的船政文化。

2)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船政学堂成立于国家内外交困的特殊历史时期,是当时中国少数先知先觉士族阶层的一种“民族自救”行为,成立船政学堂的首要目的是军事防备,其次是富国强民。因此船政学堂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一所军事院校。日意格称其为“兵工厂”,英国外交部称其为“水师学院”。严格的军事训练练就了船政学子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而内外交困的国事危局更是激发了船政学子保家卫国的赤子热忱。

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严复、林泰曾、刘步蟾等随沈葆桢入台保台。他们到台东沿海探测港口、地形、气象、海况和日本的海陆军情报,成功把日军驱逐出了台湾。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受制于腐败无能清政府,船政学堂培养的水师官兵在贻失战机、地利的局势下,面对外敌的侵犯,慷然应战、浴血奋战、慷慨赴死,用生命、用行动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爱国诗篇。“福星”号舰船着火,管带陈英毫无惧色,力战不退,声称“男儿食禄,当以死报,今日之时,有进无退”,带头跳入火海。他们在战场上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对当时羸弱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强烈的震撼,是一场虽败犹荣的战役。观战的美国企业号军官认为他们的行动“在世界古老的海军史上均无先例”。1894年,中日甲午黄海战役,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等也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

一生致力于民族思想、文化的启蒙,以期开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严复,临终还遗嘱“中国必不亡”。

这种血性、这种为国家为大义慷慨赴死的责任意识与牺牲精神成为船政学子的另一个共同心理层,并代代延续下来,使爱国主义成为船政文化的精神底色,照耀着船政学子前行的方向并成为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根本动力。

3) 永不止息的创新与变革精神

正如前文所述,船政学堂的学子都怀有浓郁的民族使命感、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结,这使他们在做事时都不肯安于现状、因循守旧,而是尽可能地寻找突破,创新与变革成了他们实现理想的手段与途径。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船政学堂创造了数十个中国之最,这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船政学子强烈的创新与变革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思想领域严复翻译《法意》、《原富》、《天演论》等8种世界名著,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变革思想,创办《国闻报》,出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今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用毕业之力批判专制政体下的种种弊端,鼓吹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树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理念,被毛泽东视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回国创办《求是报》、《女学报》,着力唤醒民智,推动晚清维新改革的进程。

科技领域船政学堂作为远东近代造船最大的造船厂,造船从木壳船、铁胁船到铁甲船,都紧跟世界先进造船国家的步伐,创造了中国造船业的数个第一。船政学堂最早在国内发展无线电及通讯技术,创办中国第一家电报学堂,铺设中国第一条(川淡)海底电信电缆,最早在国内使用发配电照明。飞机出现不久,船政学堂就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创办第一个飞机制造工程处,制成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并批量生产,建成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站,制造的中国飞机第一次用于实战;巴玉藻、王助等人的名字闪烁在世界航空史上。船政学堂还组织技术人员测量与研究马尾港口深度基准面,历时三十年(1866年到期896年),确定了“罗星塔水准零点(罗零标高)”,这是近代中国航海、导航、水文等技术方面的首个国际标准。

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与变革精神,促使众多的船政学子站到了科技、文化的最前沿,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发明创造深刻影响了近代科技文化的走向,并使创新与变革精神成为船政文化的核心动力。

4) 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和强调历练的人才培养观

作为一种职业教育,船政学堂强调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同治十一年(1972),针对宋晋停止造船的奏请,总理衙门大臣奕诉等在奏报中说:“惟时际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或于浮言浅尝辄止。”⑤沈葆桢也在奏请闽局出洋生徒应予蝉联的奏折中指出:“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既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诚正修齐治平之功如是,即格致之功何莫不如是。”⑥可以说,精益求精是船政创办者的一种基本办学理念。船政衙门头门楹联即为“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来熏陶学生的治学态度。

本着格物致知、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船政学堂首创实验课程。在日意格的策划下,船政学堂建起了物理、化学、气学、电学等一系列实验室,由外籍教师负责指导。本着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船政学堂首创留学生制度,派遣出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提升人才的层次。这些留学生出去后学有专攻,回国后大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如铁路之父詹天佑、造船专家魏翰、轮机专家陈兆翱、教育专家林振峰等。可以说这些人才正是船政学堂精益求精治学态度结出的硕果。

作为一种职业教育,船政学堂在人才培养上还强调历练。正如沈葆桢所云:“非培养则才无自始、非历练则才无自伸”。同治十年五月(18716月),驾驶1届学生堂课结束大考后,集中2年多时间进行船上实习和远航训练。此后,厂课实习1-2年,航行实习1年,逐渐成为定例,列入船政学堂学制内。光绪十二年(1885年),进一步加强驾驶学生的航行训练和海上战术操练,提出“赴船肄业,严定课程,稽核日记”,并规定“由近及远……,每年春出秋归,冬出夏归。三年为期,与学堂(学生)轮番更换,学业愈练愈熟,人才愈练愈多。”

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和强调历练的人才培养观,使船政学堂的人才培养质量非常地高,大大改变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轻视态度;同时也使船政文化烙上了注重实践、科学严谨的职业教育文化特色。

2 船政文化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丰富

船政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更在于它极大丰富了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技术文化),为孱弱的职业教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 技术文化经世致用的功能得到普遍认同

科学技术一直被传统社会视为“奇技淫巧”或“雕虫小技”,技术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则处于“术”、“器”的层面,被“道”所驾驭,一直琵琶掩面难登大雅之堂。技术文化难以获得话语权,更多成为下层民众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

船政文化则把技术文化经世致用的功能得以发扬光大。作为洋务运动的产物,船政文化肩负着从技术层面回应、对抗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这种至上而下对技术文化的期盼和重负直接把技术文化推向了“道”的层面与传统主流文化分庭抗礼,而船政文化永不止息的创新与变革精神促使船政学子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成功,造船、飞机、潜艇、无线电、通讯、照明、雷达、采矿、修铁路等先进技术在军事、民用领域的全面应用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技术文化经世致用的功能得到普遍认同。

2) 技术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得到有效融合

长久以来,技术文化一直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虽然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中也有很多诸如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等积极因素,但由于技术文化“处江湖之远”的尴尬地位,更多关注的是个体与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居庙堂之上”的国家大事是既不愿触及也无法触及。

船政文化则是在国家民族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形成的,于困境中努力寻找突破的船政学子满怀爱国热忱背负浓郁的民族使命感艰难前行,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自由左奔右突,积极投身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变革与创新,突破了技术文化不关注上层意识形态的狭隘,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泛化为民众共同的心理层。船政文化特有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情结实现了技术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合,也让中国职业教育文化因此丰富与厚重。

3  船政文化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发展

船政文化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职业教育文化,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也是一种发展。

1)扭转了轻视职业教育的社会风气

船政学堂之前,科举仕途一直被视为正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读书人的理想也是其毕生努力的成长路线。具有“洋学”性质的船政学堂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加上学的是驾驶、造船这些“道”以外的技艺,因此刚开始招生时并不顺利。为改变这种局面,左宗棠采取诱掖激励政策,给学生优惠待遇,不仅免费供应学生伙食,还每月供银四两让其养家,并允诺学生学成后给予丰厚待遇。凡此种种举措吸引了许多“聪颖艺童”入读。入学后“宽进严出”的考核制度也保证了船政学堂拥有优质的生源。优质的生源、切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历练的教学方法以及精益求精的人才培养观使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大都成长为社会的精英,活跃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各个领域。随着船政学堂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子开始选择这类新型的职业教育院校,逐步打破了旧封建知识分子不屑从事技艺工作的传统观念,扭转了轻视职业教育的社会风气。

2)首次出现了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形态

墨家之后,船政学堂创办之前,中国职业教育一直处于零散无序、低层次的发展状态,游离于官学体系之外,多呈现为作坊式的学徒制形态。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为中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全新的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及专业设置,率先建立起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潘懋元先生甚至认为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高等学校。

船政学堂这种专业与课程模式,为后来的高等学堂所仿效。例如广东创办实学馆(西学馆),就申明依据闽省船政学堂旧章,参酌粤省情形,制订章程的。即使后来的高等专门学校或专科学校,也多可见到受船政学堂影响的痕迹。此外船政学堂“以联为铭、吟诗唱和、兼修策论”的校园文化形式,以及船政学堂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等都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新鲜事物,创立了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全新的文化形态,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是一次很好地发展。

三、 船政文化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建设的启示

正如前文所述,没有跟职业教育发展程度相匹配的职业教育文化以及职业教育文化如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是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现实困境。而对船政文化的重新审视将有助于提供高职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的新思路。

1 让使命感成为高职教育文化的核心

好的大学总是站在民族的前头,勇敢、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成为继承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囗。高职教育也是高校的一种类型,它应该承担起文化引领人的大学使命。现代的大学生大多属于“价值悬浮”的一代,容易出现“信仰迷失、价值错位、自我膨胀、非理性泛滥、心境浮躁、道义沉沦、人格分裂”等品性危机。只有让使命感成为高职校园文化的核心,让学生从中获得向上的力量与责任意识,才能走出把校园文化等同于单纯而轰轰烈烈文体活动的误区。

2 让优秀的职业教育理论成为高职教育文化的灵魂

虽然我国对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较为零散、肤浅,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职业教育理论,如蔡元培实用主义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等。高职教育一定要充分挖掘利用这些优秀的职业教育理论,让其成为高职教育文化的灵魂。各院校还要注意总结本校历史、借鉴外界资讯,提炼出独特的办学理念并使之成为师生的共同愿景。此外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广泛、深入宣传职业教育的价值,让民众实实在在看到职业教育在改善自己生活、提高生命质量中的作用,也是高职教育文化的一大使命。

3 让企业文化成为高职教育文化的特性

教育与文化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开辟了文化的道路,使文化代代相承;另一方面文化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倾向。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校的一种类型,必须具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同样高职教育文化也应具有自己的特性。我个人认为应该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融合,让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的运作模式及其创新都成为高职学生企业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并通过各种活动将其内化为高职学生的内在素质,从而让企业文化成为高职教育文化的特性。

注释:

①《墨子·非乐上》。

②《墨子·天志下》。

③《墨子·尚贤下》。

④《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七。

⑤、⑥《福建船政局史事纪要编年》。

 

参考文献:

①沈岩:《船政学堂》,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黄日强、王省民:《“重道轻器”的文化传统对我职业教育的影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③潘懋元:《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

 

 

作者简介:金秋蓉(1972~),女,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教室主任、副教授。邮编:350007

沈斐敏(1951~),男,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邮编: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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