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出国热——福清市侨村岭村变迁调查之三(下)

http://www.fzskl.com  2011-03-15 09:57:30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改革开放后,旅印尼岭村华侨华人因援引家乡亲人到港澳定居,及帮助经济困难村民到港澳务工,使村民看到出境务工与农业和境内务工的巨大收益差距,掀起了第二次出国热潮。出境务工给务工者及岭村带来了新变化。
[关键词]福清定居出境出国热
 
 
从打工仔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岭村人重蹈走番祖先的覆辙,跨出国门到海外务工,眨眼之间已近30年,他们靠着只有拼搏才有出路的坚强信念,艰苦节俭,淡漠情感,终于使家庭经济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使家乡的面貌日新月异。另方面,令人欣喜的是,在海外大城市和现代工业的熏陶下,岭村一批海外务工者有的通过资本的勤奋积累,使自己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为生意人或企业主,有的则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刻苦学习,以突出的工作表现赢得了企业领导的信赖,从一个体力劳动者不断晋升,成为杰出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王子超、关来凤和陈枝瑞外,再举数位成为白领阶层的成功者。由于无法直接采访,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林栋1974年生,高中毕业,1997年到意大利务工,1998年就组织十数人办了服装来料加工厂。现在做服装买卖批发生意,曾任中国福建省驻意大利商会副会长。
  陈子滨1958年生,高中毕业,1979年定居香港,在堂兄的哈拉班贸易有限公司当职员, 1986年独资成立天福贸易有限公司。为香港新厝同乡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陈子涛1964年生,高中毕业,1983年赴香港定居,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进夜校学习专业知识,1992年在莆田投资100万元成立了纸箱厂,后因坏账倒闭,1997年又在莆田市成立了凯祥电脑织唛有限公司。
  陈青,1966年生,高中毕业,1990年代初去南非务工,不久就发展成为服装批发商。
  陈枝忠1982年赴澳门定居,现在珠海经营制衣厂。
一、生活逼出来的企业家陈光彩
  陈光彩1953年出生于岭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上个世纪30年代时,他家的老房子因年代久远,遭风雨侵袭而倒塌,从此,他祖母那辈开始的几代人便过着居无定处、流离失所的日子。后来,有幸得到华侨族亲陈金煌的好心收留,他们一家连同10多户贫困家庭住进了陈金煌先生的新居里。1973年,在旅居印尼的胞叔的帮助下,他家盖起了一栋3厢房,从此一家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居所。少儿时代的陈光彩生活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说:“童年留给我最刻的印像就是饥饿与贫穷”。也许正是这种艰苦的经历,才成为他日后刻苦奋斗,发奋创业的动力。 陈光彩虽曾进过中学,可惜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他不忍心碌碌无为而增加父母的负担,便毅然选择了辍学务农的道路。
  1980年之前,陈光彩一家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他家里虽有4个劳动力,但一年下来拼拼凑凑只有不到500元的家庭收入,却要养活8口人。改革开放初,为了出境务工多挣点钱,陈光彩的哥哥陈光瑞通过朋友的帮助,获得前往澳门定居权。上个世纪80年代的澳门也是相当落后的地方。初到异地,他们20多位同乡凑在一起租了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小房子,睡地板,一天只吃两顿饭,做工厂的搬运工等杂活,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一年后,哥哥把陈光彩和两个妹妹也接到澳门。一家人勤勤恳恳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买了两台缝纫机,开始自家加工服装卖给地摊小贩。兄弟几个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经常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慢慢地家庭作坊发展成一间小型的制衣厂。
  1980年代末,陈光彩创办了澳门嘉盛贸易公司。不久,乘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东风,到珠海开办了祥盛制衣有限公司。最初,企业只有几十名员工,经过不懈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成500多人的工厂。该工厂以生产童装为主,并主要出口欧美等国。近年来,由于珠三角的劳动力紧缺,2007年底,他又进一步将部分生产线迁往与广东省交界的江西。
  陈光彩从澳门的制衣厂出来,到珠海办企业,而后又迁往江西,可见要办好一个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15年前,陈光彩经历了一场几乎让他无法爬起的沉重打击,但是,凭着他从小练就的对待一切磨难的过人毅力和意志,很快地硬是挺了过来。1993年,一位员工因不慎引发了一场火灾,这场无情大火把整个工厂在半个小时内烧成焦土,损失800多万元。面对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瞬间变成一片废墟,他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当时,哥哥陈光瑞担心弟弟经不住这场突来横祸的打击,问他”怎么办?”,没想到陈光彩坚定地回答:”要还债!要生活!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当时,虽说只要宣布破产,就可以免除所有债务,但是,陈光彩坚持对客户的诚信,恪守对员工的承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凭着一惯的信誉和所有员工的大力支持,赊账买来设备及建筑材料,重修了工厂,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生产。企业逐年获得盈利,他也逐渐填补了这场意外带来的损失。
  “四海流淙时怀桑梓,三山系梦最忆乡亲”,按陈光彩的话说:”我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那一块土地。”多年来,他虽身处异乡,但心系家乡。每年清明与重阳之际都会抽空回乡祭祖。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眼见改革开放后的家乡大部分乡亲的生活还没多大改善,于是便从家乡招聘部分员工到自己的工厂培训后,再引荐到澳门务工。先后在福清、莆田等乡镇推荐600多人前往澳门。许多人因此走出农村,摆脱贫困,成为现代企业的工人和城市居民。福清市政府在2006年时曾邀请他考虑把工厂迁回家乡,他从感情上是愿意的,无奈考虑到福清的劳动力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只好作罢。
  从小受到爱国爱乡的旅印尼侨领陈金煌先生扶助弱者的思想熏陶,以及自身幼时的经历,使陈光彩对家乡的一些贫困户关心至切,每年春节回乡都按岭村村委会提供的贫困户名单,慷慨解囊予以金钱上的援助。10年来,他始终坚持在节前给贫困家庭和村老体协送去资金。此外,他对家乡的建设也不遗余力,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武当别院、宗族宫庙和宗祠等的修缮,以及村庄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等都先后得到他的捐助。笔者采访陈光彩先生时,他一再强调与老一辈华侨如陈金煌、陈德发、陈子兴等没得比,仅仅是给生我养我的家乡绵薄心意而已。
二、一名年轻白领的成长
  陈思政1997年19岁时,办新加坡劳务以一名普通操作工人的身份进入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雀巢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新加坡雀巢私人有限公司工作。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他一次又一次得到提拔,2007年已被晋升为助理经理,成为一名年轻的中层管理人员,负责整个部门的运营。
    1996年7月,小陈从岭村侨兴初级中学毕业,他很想继续升学,父亲也希望他能够继续深造,但是,看到家里6口人,只靠父母亲种田的微薄收入,因此,决定放弃学业到海外打工。
    到新加坡后,小陈发现许多新加坡人看不起中国人,在工作中,新加坡人常鄙视中国人的办事能力,常说,“这个工作不能让中国人干”“中国人不行”,机器坏了,就认为是中国人搞坏的。这点点滴滴的鄙视,都在他的心里造成很大的创伤,所以,小陈暗下决心,“我要为中国人争气,要改变他们的看法”。小陈在工作中首先遇到的是语言不通,中学时学到的一点英文,一点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只好听不懂就问新加坡华人,向他们请教。并且规定自己一天至少要记住一个单词,只要自己能坚持,一年至少就能记住360多个单词。他利用一切机会专心听别人讲英文,不懂就问;利用一切机会开口讲英文,即使对方是华人,包括他的上司是华人,会讲华语,但是,他也坚持用英文与他们对话,对话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对方指出。就这样,他的英语进步很快,英文发音已经和新加坡本地口音相差无几。他又开始每天坚持看英文报纸,看不懂就查字典。到了2001年时,许多刚与他接触的人都以为他是新加坡华人。而他的上司则以为他去念了英文补习班,没想到他都是自学的。到了2003年,雀巢总公司的总裁或其他上层领导人物来公司巡视或检查工作时,公司都让小陈带他们参观了,并以英文向那些领导人解释整个产品的制造过程。
  以上说的是小陈在英文方面的学习与进步。在工作方面,虽然他仅仅是个机器的操作工人,但是,他羡慕那些技术人员和领班人员的知识和他们指挥、指导工人工作的风度,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升职,要向那些人看齐,所以他决定要提升自己,一定也要把自己造就成技术人员。1998年底,他报名进新加坡工艺学院,放弃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整天的休息时间去学习机器维修与保养专业课程。由于课程都是英文的,开始时,他听课相当吃力,很多地方都听不懂,无奈的他只好课后去问老师,如果遇到的是华人老师,老师就会用华语给他解释;如果老师是马来人或印度人,他就只好去请教懂华语的同学。别人用1小时的时间学习的话,他要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就这样,他一面学技术知识,另一面也在逼自己学习英文,倒是一举两得。随着他英文的进步,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也慢慢轻松了起来,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直接去问那些马来人或印度人老师了。在小陈的全身心努力下,1999年,公司提升他为技术人员,身份等级从A升级为B。并且,公司决定,小陈在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学费从此由公司替他交付。小陈是同时进新加坡雀巢公司约20位中国人中第一个被提拔的。开始时,他的手下大概十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是新加坡人,也有中国人。那些新加坡人很不甘愿被小陈管,对他很不服气,不听他的指挥,有的故意刁难。而那些自己的中国同胞也妒忌小陈的进步,处处和他作对,让他好是失望。小陈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下决心“在技术方面不断提高自己,要让他们心服口服”。随着工作实践和课程学习的进展,小陈的专业技术不断提高,机器坏了,产品出了什么问题,只要有他在,问题都能顺利解决。就这样,慢慢地,那些和小陈作对的人也信服了他,尊重他了,小陈说一,他们也就不敢说二了。小陈牺牲了整整4年的所有周末的休息,在刻苦学习英语的同时刻苦专研专业知识,终于在2002年底,拿到了相当于中国大专文凭的新加坡国家二级文凭。在此之前,公司再次提拔小陈为高级技术人员,身份从B上升为D级。但是,他戒骄戒躁,继续在新加坡PSB学院学习组长培训课程和监理员培训课程,于2003年拿到了新加坡PSB组长培训证书和新加坡PSB监理员培训证书。接着,公司点名让他到公司内部的机械工程部门接受6个月的全职训练,并通过了严格考试。2005年公司提拔小陈为高级生产部技术人员,身份从D级上升为F级。2007年再次被公司提拔为助理经理,负责整个部门的运作和员工的工作安排。小陈现在的工作每天都离不开电脑,公司的指令都是通过电脑发出的。提起电脑,小陈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说,他来自农村,电脑知识是零,连鼠标都抓不稳。由于他是第一个在中国人中表现突出者,一些新加坡人怕他比他们强,怕他学去了他们的东西,当时,问他们电脑方面的知识,他们都不肯讲。因此,小陈决定偷偷地学。他们在操作电脑时,小陈就在后面看,过后利用喝茶休息的时间去摆弄电脑。有时不懂就跑去问自己的经理,还主动请求经理给自己一些电脑的工作,有时遇到困难就跑去图书馆借关于电脑方面的书籍学,就这样慢慢也学会了电脑。现在,他熟悉Microsoft Office软件; 熟悉Window操作系统及互联网的基本操作;熟悉SAP系统,能熟练地安装窗口和应用软件等。
新加坡雀巢公司有约150名员工,8个部门,是新加坡的大型企业。新加坡工会属下的40多家企业每年都会进行年度最佳员工的评奖活动。规定一个企业只评出一名员工。新加坡雀巢公司每年由8个部门的部门经理根据员工的工作绩效予以评分,提出一名最高分者,集中到公司里,再从8个部门送来的名单中,将成绩最高者作为该年度的公司最佳员工,获得新加坡工会颁发的奖状。2001年度,小陈被光荣地评为该公司唯一的一名最佳员工。在该公司2002年第3期《雀巢时刻》季刊上,刊出了小陈的工作业绩介绍和他的个人半身照及领奖照片。文章写到“……他得到众多同事的赞赏,大家认为他是个乐于助人、可信赖的、善于团结大家共同工作的人,我们为他的突出表现喝彩!”
    2008年3月,世界雀巢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交流大会,小陈作为公司一行8人中的一员,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代表新加坡雀巢公司在大会上介绍了本公司的经验。可以说,这是新加坡雀巢公司对小陈的工作业绩、工作态度和英文水平的全面肯定和信赖,是公司给他的最大荣誉和最高奖赏。
    小陈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从一个农村孩子、一个普通的操作工人成长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外国大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这里的每一步都浸透了他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奋发向上、和脚踏实地的努力。是岭村人的骄傲。2007年,新加坡雀巢公司已提出,想让他利用业余时间去攻读大学本科的生物学,学制5年,小陈考虑到大学本科的课程英文程度更深,他是否需要先去攻读英文,然后再去攻读生物学呢?因此,还在犹豫之中。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小陈是一个做事十分认真,十分实事求是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很快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在新的征途上再创辉煌。
反哺的村庄
  上面已经介绍,从1970年代至2003年6月,岭村在海外定居或加入外籍者已达293人;截至2003年6月,岭村在海外务工者(包括偷渡、自费留学者等)总计318人。2003年我们进村调查时,村民就告诉我们,岭村出国务工者(包括已经回国者)平均一户约可以摊到一人,大约有三、四百人。根据2003年4月岭村村委为该年选举所统计的数据,当时全村总计556户,其中老年空巢户为127户。占总户数的22 8%。扣除老年空巢户,有429户,也就是说,当时在海外务工及有出国务工经历已回村者合计有约4百人。因此,村民的判断并没有夸大。
  2007年11月,笔者请一位生产队(村民小组)的会计仔细统计了一下该队的出境务工情况,得知该队原共有44户人家,其具体情况如下。
  定居海外的有12户计45人,占总户数的27 3%;
  迁往福州等国内城市的有11户计42人,占总户数的25 0%;
  曾去和正在海外务工的共8户,占总户数的18 2%。其中,正在海外务工的有5户6人;曾赴海外务工,现在村种点地,打点工,玩玩的有3户3人;
  务农(近50岁,不适合出境)的有2户,占总户数的4 5%;
  靠子女和部分靠子女赡养的老年空巢家庭共11户,占总户数的25 0%。其中,有子女出境的老年人家庭 9户;靠国内工作子女生活的老年人家庭 2户。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到,靠海外经济生活的总共有29户,占总户数的65 9%。靠国内城市经济生活的总共有13户,占总户数的29 5%。经济生活来源仅依赖本村本地的只有两户,仅占总户数的4 5%。
  现在,即根据 2008年5月的统计,仅在海外务工者(不包括已经回国者)就已达到457人。岭村出境务工者已不止平均每户一人了。因此,笔者把岭村称为“反哺的村庄”,即村里的绝大部分家庭靠海外的收入生活。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岭村是一个 “反哺的村庄”。从历时性的视角看,岭村也是个 “反哺的村庄”。如果没有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的强制阻止,岭村人出国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可能代代延续“反哺”的经济生活形式。王志学老师的家庭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他家祖先的走番历史和现在儿孙的出境情况如下:
  祖父→印尼走番
   父亲→印尼走番(去后不久病逝印尼)
    王志学1928年生,1949年解放时21岁。
        大儿子1953年生,师范学校毕业,留校工作。
          孙女厦门大学毕业,现在福州交通银行工作
        二儿子1955年生,务农→1995年赴日本务工,现已回国
          孙子→日本留学,现在就读于日本的大学
          孙女大专毕业在国内工作
        三儿子1957年生,小学教师→1992年日本留学,现已回国
         孙子→英国留学,现在就读于英国的电脑专科学校
          孙子→澳大利亚留学,现在就读于澳大利亚的大学
        四儿子1961年生,务农→全家定居澳门
    从王老师的祖父到孙子的5代人中,唯独王老师没有出国。王老师分析,之所以其母亲没让他走番,一是因为他是遗腹子,母亲总是格外担心他的安全;另外,还因为父亲逝于南洋,使母亲对南洋产生了一种阴影。不过,如果王老师十来岁时也去了南洋的话,这里,或许就不可能用他家的情况作例子了。据说在岭村,像王老师这样祖父、父亲走番,儿子、孙子又出境谋生的情况,在七八十岁的人中很多。
  从王老师家的例子可以看到,岭村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反哺的村庄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国家制度变更,不能继续走番,其二儿子直到改革开放后,40岁时才又有了出国靠海外收入生活的机会。因此,岭村人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从该例子还可以看到,岭村海外务工者的第二代也已经开始走出了国门。因此,岭村还将继续延续自己“反哺”的经济生活形式。和昔日走番一样,从王老师家的例子可以看到,在国内生活条件好的话,如学历较高,有较稳定,较高收入的工作,就不出国;反之,则出国。
    现在,海外务工者的第二代,即王老师的孙子这一代出境务工比起他们的父辈的出国条件更有利得多。一是在出国费用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出国务工者的努力,他们的家庭经济已大大改善。因此,第二代人出境的费用已较容易筹集;二是在年龄方面,由于有20余年左右禁止私人出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出境务工者年龄跨度大,甚至有40岁出头者。他们的出境方式受到年龄的局限。而他们的第二代一般年纪轻,容易符合劳务招收条件,出境方式多;第三在自身素质方面,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出境务工者一方面由于解放初家庭穷困,不少人受教育程度低。另方面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荒废了学业,有的虽然有初、高中文凭,但却没有初、高中的水平。因此,即使以留学手续出境,大多数人也无法胜任走“念语言学校?考入大学?就业”的真正“留学?就业”之路,即合法务工之路。他们许多人只能采取签证过期后非法滞留的方式在海外打工。而他们的第二代多数都是有正式学历的年轻人,一般都可以走“留学?就业”这条合法就业之路。王老师的几个孙子就正在走这条路;第四是海外社会网络方面,由第一代出国务工者编织成的遍布世界的海外社会网络,为他们的后代的出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笔者已听说有几户偷渡者在外面务工多年,因为身份不合法,不敢回国。不过,最近几年,他们的子女陆续长大成人,通过或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到了其父所在国,父子相会。最后,从研究移民十分常用的“推拉”理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出境务工者的第二代被“推”出去的力量更强了。岭村的土地由于盖房、国家征地等已越来越少,已无法靠土地生活了。而本地的非农产业还看不到能留下岭村人的兆头。新厝镇范围内建有两个工业区,一是福清出口加工区,一是近年新建的新厝镇岭村工业小区。2006年开始招标的福清出口加工区虽有5家企业入驻,但还没有一家企业开始投产;而2006年初开始招标的新厝镇岭村工业小区虽入驻5家企业中,已有两家投产。但都只有数十人的规模,普通员工的月收入都只在1500元左右。将来,即使这些工业区的企业都到位投产,但如果没有相当高的月收入保证的话,村民们还是会被海外务工之路所吸引。这样,岭村“反哺”的经济特色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①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李强主编:《应用社会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郁贝红(1948~),女,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教授。邮编:3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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