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历史文化碑刻概略(下)

http://www.fzskl.com  2011-03-15 10:07:13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碑刻是世界各文明古国保存自己文献的一种手法,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原来散落于城镇乡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严重破坏, 它们的损毁,是中国历史研究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福州历史文化碑刻从材质、形式、立碑主体等方面都多种多样,从内容上可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商贸、城垣桥梁建筑、水利环保、教育科举、宗教、戏曲文化、社会风俗、墓志铭及其它等十大类型。
[关键词]福州碑刻
 
 
五、教育科举类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一般由名儒学士或在野地方官绅私人兴办起来,为聚众讲学之所,地点多设在山水优美环境清幽之地。书院名始于唐、或称精舍。入宋以来,由于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倡导,福建各地书院林立,开文化教育文明之风,精英人才辈出。
      张经记“福州府四学新立学田记碑”,立于于山碑廊。早期的书院基本上是由当地士绅集资兴办的,经费来源于私人捐献和学田院产。后来不少书院发展为官办或私办官助,书院经费开支都是由当地官储审批。(碑图见《闽都书院》P9)张经虽是一员武将,可是自幼饱读诗书,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对书院也有深刻理解。明正德十二年(1517)举进士,累仕浙江嘉兴知县,右都御史,至兵部尚书。其为官刚正不阿,弹劾奸官不避权贵,治理两广军务有方,为安定西南边陲多有作为,故深得嘉靖帝信任后任七省经略,战功显赫,在抗倭中,被严嵩党羽赵文华诬陷致死,至今洪塘芋坑山张经墓前立有“东南战功第一”碑。该碑文详细记载福州府四大书院利用鼓山寺田收入的办学经过,殊为珍贵,全文900余字,对福州四大书院的学田设置之意义和作用做了精辟分析论述,以鼓山寺田收入每年625两白银作为贫困学生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资助,乃至解决他们的婚姻赀查,可谓关怀备至,该碑立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
     闽侯大湖湖山书院“立定”碑和“规定”碑两碑各高1 8米,宽0 6米。“立定”碑言“书院败不堪言,惟恐日后生粹概说该书院原称‘文昌书院’”,未记始建年代。“规定”碑,规定了书院先生的聘请、待遇以及学生入学的原则和书院的管理。如对入学学童规定必须是“成童”,“如遇到灾荒年,先生的‘束修’应予以适当减免”,“延请先生执教,必须由(书院)董事会商议决定。”“聘请地方官任教不能滥以推荐”,“更不能因上司关系来干扰董事会”,此外,规定还对书院值守人员伙食、工资待遇,以及书院环境卫生保护、安全保卫等作了详细的订立。该碑是福州地区古代书院史的重要文物资料。
     共它重要书院碑刻还有福清新厝明代崇祯元年“紫阳朱先生书院”(4块碑)、亭江长炳村朱子祠“龙津书院祀典碑”等5方碑刻、闽侯荆溪凤山书院碑(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叶观国所撰)、仓山濂江书院“宋朱熹讲学处碑”、长乐姚坑村明教堂陈文龙亲书《明教堂元台碑文》、《明教堂赞》和《元台碑铭》以及 “三元台”碑、长乐潭头“晦翁岩”重修三贤祠记碑、罗源水陆寺罗川书院蔡彬纪念碑、闽清坂东“坂东书院”碑,陈宝琛题、连江县志记章朝拭“鳌江书院记碑”、台江《双虹书院碑》等,刘永松篆额、郭柏荫撰并书“咸丰元年重建福州文庙碑”二方,现立于鼓楼区第三中心小学内光绪十四年(1888)杨浚重修道南祠记碑
六、宗教类
     福州古人爱建寺是与五代闽国开始的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分不开的,而每寺往往都有记述赞颂修建寺庙者的功德碑、募缘碑等,碑文以记述寺庙历史、修缮原因、对象、资金来源、工期规模、资助信士、经办僧尼等为主,有的碑文还记载寺庙财产、寺界田产、纠纷判决等内容。现今保藏寺碑塔铭最多仍为鼓山涌泉寺,据《鼓山艺文志》载有《重修涌泉寺碑》(宋程迈),《重修鼓山白云涌泉禅寺碑》(宋张浚)、《鼓山涌泉禅寺新修忠懿王祠堂碑》(释王廊)、《重建白云廨院碑》(明王克复)、《新开白云洞碑》(明谢肇淛)、《重兴鼓山寺田碑》(明叶向高)、《重建鼓山涌泉禅寺碑》(释元贤)、《报亲塔碑》(释元贤)《募建鼓山舍利窟吸江兰若碑》、《鼓山廨院开浦碑记》等,此外,在寺庙附近僧人墓塔中,还有记述僧人生平事迹的塔铭等,如《乐说辨禅师塔铭》、《重兴妙峰寺法堂疏》。这些碑铭多为名士高僧所撰写,文章华美流畅,书体形式多样,镌刻精湛高超,实为不可多得艺术珍品。此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也有不少很有研究价值的碑刻。
(一)佛教碑刻
     1、修建碑
     枯木庵树腹碑。古代木碑刻,在闽侯县大湖乡雪峰寺东南的枯木庵内。相传雪峰开山祖师五代名僧义存初到雪峰就栖宿在这根枯木中。枯木高3 2米,径2 23米,厚7厘米。内壁刻3行楷书,“维唐天祐乙丑岁  造庵子及作水池  约伍仟余功 于时廉主王大王”,字径0 13米,题刻全段高1 32米,宽0 44米。系寺僧于唐天祐二年(905)建造佛庵和池子1口。清同治光绪年间枯木一段段焚于火,现仅存19字。此外,尚有宋、元、明题刻26段,其中仅有宋丞相李纲的记游题刻可辨字迹,余均漫漶。距今1千多年,是中国最古老的树刻题记。1985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禅寺客堂内壁立有一块清光绪十年(1884年)石碑,记述寺僧微妙渡台募捐建殿,陈承裘与杨浚为发书台湾吏士,襄助其事 <重修怡山长庆寺碑记>中有寺僧继云禅师赴台募化,满载而归的记载。法海路法海寺内两碑:一为万历朝屠隆《晋安中兴罗山法海寺碑铭》,一为谢肇淛撰,徐火勃书《重建罗山法海禅寺碑铭》。清光绪十二年(1866)高福康撰《重建罗山法海寺碑记》中有载: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住僧心法慨然有兴复志,渡台捐募……”的记载,法海寺内有示禁碑“入寺赌须袒身睡卧喧哗者,寺僧协同地保擒拿。”
     其它寺庙修建碑有古槐叠翠岩“西兴寺”古碑(十余通)、螺洲灵山寺乾隆(1791年)嘉庆(1815)捐款碑、福清五龙山龙卧禅寺,宋、明两代重修碑记、闽侯荆溪三峰寺元代重建碑等等。
     2、塔碑铭及其它造像碑刻
     贞元无垢净光塔碑铭。位于鼓楼区乌石山东麓的乌塔寺院内,碑坐西向东。碑额左右刻有六螭,额文篆书“敕贞元无垢净光塔铭”,分立行直下。碑身高4米,宽1 3米,下有龟趺负载。碑文记载,唐贞元十五年(799年)福建观察使柳冕为祝贺德宗李适寿诞祈福,在此建造无垢净光塔。乾符六年(879),黄巢入闽战乱中塔毁,碑几经沧桑保留至今,是福州市保存至今最古的完整的碑刻。五代闽永隆三年(941年),闽王王延曦在原净光塔基上兴建崇妙保圣坚牢塔。塔上雕佛像及碑刻,是研究五代闽国史与艺术的珍贵资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妙保圣坚宋塔(乌塔)的附属文物。
     于山大士殿御题大士出山碑。碑内阴刻一幅形状可怖的大士(观音),满面胡须,怒目圆睁,盘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参禅,手提一只净瓶,瓶口冒出一团浓烟,在烟端处现出一尊面目姣好的女相观音,俗称“观音由男变女的演变图”。这在全国罕见。该碑在当时是“祈晴求雨”所立。在鼓山灵源洞摩崖石刻也有供奉观音祈雨的记载。原文大致“福防分府欧阳示为晓谕事:照得鼓山喝水岩奉祀观音大士石像,每因乡民求雨争迹滋事,兹本台府增塑金像两尊,嗣后各乡求雨只许迎请金身,不得再迎石像,其一各遵照,特示。”
  此外还有戚继光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撰的《瑞岩寺新洞碑》; 李拔乾隆时撰的罗星塔铭,明刘侯建万安祝圣宝塔碑。
(二)道教和民间信仰碑刻
     闽侯青圃灵济宫御碑(有图),据清林枫《榕城考古略》记:“(灵济宫)祀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馀知谔,皆南唐主知诰弟。(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建祠,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里人方珏定庙于芝屿,祥符元年(1008年)又定庙于潢溪,政和七年(1117年)迁今址。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奉旨而新之,春秋致祭。又京师亦立庙。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居。正统成化间累加封号,遣官致祭,御碑亭,由宰相解缙书,竖于庙左。”原为生祠,后发展为庙,该碑通高6 2米,宽2 1米,厚0 6米,碑顶呈半圆形,盘绕青龙图案框边,碑座雄卧石雕龟趺,身长1 2丈,厚高5 7尺,平宽7尺多,中间为篆体阴刻“御制洪恩灵济宫之碑”,字径约12厘米,栩栩如生,雕刻精美,雄伟壮观,堪称一绝。据《明实录》记述,石碑与龟趺是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御制于南京,相传由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船队奉旨护送而来,这座象征吉祥的庞然大物,足有百吨之重。连同巨碑,上盖为亭,为福建省之最,也是全国罕见之文物。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核定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长乐南山天妃灵应之记碑, 藏于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展厅内。是郑和、王景弘等人在明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前夕,立于长乐南山天妃行宫,碑高133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座高29厘米,碑额镌篆文“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碑文楷书1177字,记载七次奉使西洋的时间和前六次经历。后来,由于南山建筑群倒塌,碑埋土中,1930年出土。1961年5月,经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具体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珍贵文献碑刻。亭江怡山院内天后宫石碑。碑花岗石质,高2 36米,宽0 67米。碑额楷书直下:“天后宫”三字,碑文:“新建天后三氏祠。册封琉球副使内阁中书、长芦于宫篆、光甲,捐洋银三百两,时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仲夏勒石。”
     台江万寿尚书庙碑刻群。共有14方,均为花岗岩质,清乾隆碑3方,嘉庆碑6方,道光碑3方,光绪碑1方,民国碑1方。从内容看,修建、重建碑11方、禁令碑1方,告示碑2方。碑刻记载了万寿尚书庙和天后宫的修建历史。以乾隆四十七年福建布政使杨挺桦撰碑和嘉庆十二年(1807)两碑记载最详,“前明太宗嘉公伟烈,特予褒封崇祀,始建庙于南台泗州之域。迄今三百余载,岁久就倾,典祀几弛。至康熙三十年里人重修,堂芜稍新。乾隆十三年复募重修,焕然规模甫壮。”碑刻也记述了陈文龙信仰的由来。嘉庆十二年碑称:“水部尚书陈公忠肃,闽兴郡湄州人也。南宋咸淳五年廷对第一,历官参政,出知本郡军事。值元兵陷  城,暨从子先后捐躯报国,其生平文章节义昭昭史乘,询足百世留芳。殁后,一灵不泯,恩波广被,回澜济险,护国佑民,实与天上圣母同为海国舟航之利,以故闽海州乡各处建庙崇视”。碑刻反映了台江汛的地理变化。乾隆四十七年碑称:尚书庙“面临台江,犹有潮汛冲没之患”,乃“瓮筑道岸四十余丈直抵大江中”。可见,当时万寿尚书庙不仅庙后“玉举环腰”,而且庙前“面临台江”,大潮吞吐,气象万千,江水河流相映,绿松青瓦参差,树荫蔽日,环境优美。阳歧“尚书祖庙” 门前大埕立有7通石碑,是研究陈文龙信仰的实物资料。它分别记载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嘉庆九年(180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九年(1859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先后5次重修陈文龙庙宇的情况和捐资者的芳名。其中乾隆四十六年的石碑,有“祖殿水部尚书三次敕封,加封镇海王”的记载。福州历史上留下的5座“尚书庙”中阳岐“尚书祖庙”最早建成,所以就有“祖庙”之称,而其他4处皆由这里分炉。
     东门外易俗里的乾隆51年(公元1786年)郑光策撰《重修福州东岳庙碑记》是研究福州传统泰山信俗的重要文物。清嘉庆年间立于今鼓楼区高节路1号(八一服务社后面)珠妈祖庙中的《重建珠妈祖庙碑记》,是研究福州满族萨满信仰与福州巫觋文化融合的重要文物。侯官城隍庙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城隍庙碑》是研究城隍信仰的重要文物。南屿水林西渡口蕉府行宫重修碑。对于研究闽江疍民文化信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南通古灵王祖殿碑,其庙疑为闽越王庙。南通古城尚未进行考古发掘,其年代、性质有待考证。永泰盘谷乡方壶张圣君母殿明万历年间二通碑和金沙镇祖殿(又名金沙堂)明洪武、崇祯年间的碑刻各一通,都是研究张圣君信仰的文物资料。关帝圣像碑原位于原西关武圣庙内,圣像刻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现存于山碑廊。仓山区潘墩村建有妈祖庙、临水娘娘庙、泰山宫、太师宫、五帝宫、将军庙、文天祥庙、文昌庙、包公庙。九座古庙皆始建于明代,还有多块清朝石碑也完好地屹立着。
   (三)伊斯兰教碑刻
     今福州清真寺内存有明永乐朝到民国时期共7方碑刻。明永乐年间,福州伊斯兰教活动相当活跃,郑和下西洋以长乐为基地,邻近省会福州。郑和的外交活动使得东南亚各国使节频繁来访,包括来自西域天方等国的穆斯林使节来过福州或在福州登陆。《重建清真寺记》中所反映的古里国使臣葛卜满就是永乐期间定居的穆斯林。永乐《敕谕》碑,即是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明成祖为保护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所颁布的命令。碑文记载了福州自唐至元都有清真寺建筑,寺址在城南“东邻宫衢,西抵邑庠,南至民房,北依万寿,纵横深广计有三十余丈”。元至正年间(1341~1368)廉访使张孝思曾捐俸重修。明嘉靖辛丑(1541)寺毁于火灾,嘉靖二十年(1541)福州清真寺毁于火,当地穆斯林张洪与古里国使原葛卜满的后裔葛文明共同发起劝募重建清真寺,历时九年,于嘉靖二十八年完成。碑记又表明当时福州清真寺教职组织相当完善。除了全市穆斯林首领——教长外,寺内有掌教——大阿訇,副教——二阿訇,佥教——掌管财务,师模——穆安津(宣礼员)。碑记还追记了一批从元到明前期的历任地方文武官员姓名职衔十五人,说明当时福建穆斯林授官人数颇多。明《闽都记》载:“真教寺在安泰桥下,俗呼社拜寺。色目人礼拜诵经于此。国朝初建,嘉靖间毁,重建。”
(四)基督教天主教碑刻
     位于茶亭街的真神堂是基督教在福州最早的教堂,是美以美会在东亚的第一个礼拜堂。建于清咸丰八年(1858),现已废。原堂内有当时建堂记事石碑,是福州目前保存最老,记录基督教历史信息最详细的一方碑石,记录了该会在福州传播160年来最初情况。清末澳尾巷天主堂正门建堂纪事石碑,澳尾巷天主堂位于八一七中路澳尾巷(福州儿童医院内),建于1848年,为中国式仿古宫殿建筑,面积500多平米,初为天主教福州代牧区驻榕办,1992年11月列为市文保单位,现已毁。福州泛船浦天主堂化地玛玫瑰“圣母亭”碑(立于1945年)是早期天主教在福州传播的重要文物资料,是研究福州对外关系史、宗教史的珍贵文物。此外,宫巷三山堂在顺治年间,福建巡抚佟国器曾立有《福州重建堂碑记》。
七、戏曲文化类
  福州文儒坊闽山巷的明隆庆元年(1567)陈元珂《重修闽山庙记》,据调查原庙碑已被有关部门移走保存。碑文:“正统十三年,乡民谢雄等请于有司,重新其宇,自是灵应益显,乡人崇奉弥笃,每岁三月三日,则聚富室珍服奇玩,竞为杂剧,前导神像,遍游于市肆,夜则奉小像于委巷,喧呼竟夕。嘉靖丙戌(1526)岁,廉宪周公广,禁弗止,怒而废之,仅存应公像,则相与匿焉。”碑记作者陈元珂,字仲声,闽清人,明嘉靖乙未(十四年)进士,曾讨倭贼于海上,官至湖广参政,家居福州闽山。此碑刻于隆庆元年,以楷书刻写,原立于闽山庙里。闽山庙位于福州文儒坊闽山巷口,明王应山《闽都记》载:“由文儒坊而西,为闽山庙。”庙中奉祀神为卓祐之。“神姓卓名祐之,宋景祐进士,秀州判官。生平正直,精爽过人,自谓死当为神。及卒,果著灵异,乡人即所居庙祀之,号应公大夫,有二神焉。端平间(1234—1236)返风灭火,殄汀郡之寇,有司以闻。敕封广利侯,寻加‘威显’,赐额‘灵应’,祠官领之。国朝弘治四年重建,香火益盛,嘉靖初,里人迎神,金鼓喧沸。”
     此外还有仓山区城门镇谢坑村泰山宫同治、光绪《重修泰山庙捐题缘金》碑刻两通。
  八、社会风俗类
    《乞土胜地》碑,相传后人缅记王审知重农教谕,每年立春,郡守带领当地官员来祠庙取土,捏制春牛,发动春耕。
     古代中国妇女受人歧视,有诸多限制,甚至出现溺死女婴的现象,这在福州石碑刻中也有表现。乌石山望耕台摩崖石刻有“王石。女人不上”,可见一斑,晚清近代,官府对溺女现象屡屡禁止,有文物可证,如台江区台屿发现的一通石碑,花岗石刻,中间直书“奉。永禁溺女”。两边小字刻“光绪元年(1875年)”和“杨崎保婴局公立”。“杨崎”也作“阳歧”,为严复故乡。嵩口古渡也有清代的“奉宪永禁溺女”碑。(冯梦龙“禁溺女告示”)
  古代福州村头巷尾屋前祠旁等多竖立一块“石敢当”石碑,具辟邪之意。于山碑廊有一块我国最早的石敢当碑,文革期间发现于仓山区高湖乡江边村。碑用花岗石刻,横刻“石敢当”三字,直刻“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绍兴”为宋高宗赵构年号,前后32年(1131-1162年)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唐大历五年(770年)“县令郑柙字记”石铭说“石敢当,镇魄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不知何时,有人又加上“泰山”二字,作为“泰山石敢当”流传甚广,清福州王廷俊《樵隐笔记》载,石敢当为古时勇士名字,山东泰安人。泰安在泰山下面,故有此说。今鼓楼区西门高桥保存一块清代的“泰山石敢当”碑。 现收藏于马尾镇罗星村村史展览室也有一块“石敢当”石碑。石碑为花岗石质,高2 44米,宽0 25米,厚0 17米。石碑上刻八卦(中央有太极)。八卦之下楷书纵刻“泰山石敢当”5字。
     文儒坊乡规民约碑。在坊之东端巷口北侧墙上嵌有一碑,乃乡规民约石刻(阴刻),系清光绪七年(1881年)立,碑高2 2米,宽0 8米,碑文如下,“坊墙之内不得私行开门,并奉祀神佛,搭盖遮蔽寄顿物件,以防疏虞,三社宫街,禁排列木料等物。光绪辛巳年,文儒公约。”此碑主要预防火灾发生,其次避免更影响交通,有碍观瞻(碑有图)。有人违反了乡规民约怎么办呢?鼓山镇远东村凤洋将军庙内戏台东侧也有一块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罚戏碑。花岗石质的石碑上额大书“铺路碑”三字,碑文罗列了程、孙、徐、冯、陈、吴、李、倪、阮、柯等姓的捐钱铺路的姓名和捐款数目,最后附刻一段文字:“一,公禁路边不得私创火堆,住集粪草,不遵规者,先罚后撤(拆),罚戏一台。”此碑揭示了三种民俗:一、出钱铺路,做善事;二、乡规民约,注意防火,搞好环境卫生;三、违反乡规民约要罚戏壹台。
     鼓三小东侧育婴堂《重修育婴堂记碑》碑立于嘉庆二十年(1818年),现存于山碑廊。是古代慈善事业的文物资料。福建去毒社遗址埤,反映近代社会禁毒历史;嵌于大庙山(今福州第四中学校园)诗楼福州市志社碑刻记载了清末民国初南台诗人以诗会友创作诗歌和吟唱活动状况及倡组志社历史背景和社人捐资建诗楼等史实。另外,家族性碑刻则有城门镇林浦村林瀚家庙林尚书家庙记碑、盖山镇阳岐村严氏宗祠重建严氏宗祠碑、南湖郑氏祭田记碑后二者现藏在于山九仙观碑廊。
九、墓志铭类
     福州地区比较著名的墓志铭有 :1、突厥公主墓志镌刻于(公元723年),原陈宝琛收藏,现存晋安区文管会。青砂岩质,正方形,边长60厘米,厚7 5厘米。墓志铭   字,记载公主姓阿那氏,名贤力毗伽,突厥国默啜大可汗之女,其夫阿史德觅觅被唐朝封为云中郡(今大同市)开国公。公主因“家国丧乱,家婿犯法”,身入唐宫闱,不久被唐  皇赐嫁堂兄毗伽密可汗为妻,未及合婚病逝,终年25岁。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葬长安(今西安)龙首原。2、延圣大师塔内真身记,50年代初在福州西禅寺也出土,今存西禅寺内。墓志铭刻于中和四年(884)。 3、王审知墓志铭、梁魏国尚贤夫人墓志铭、刘华墓出土的《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都是研究五代闽国史的珍贵史料。4、刘蒙伯墓碣(有图),古代文物,原在福州北门外苏家村刘蒙伯墓前,今移置于山碑廊,宋嘉祐六年(1061)蔡襄撰并书。5、林则徐书刘家镇墓志铭。
     定海清代乾隆朝琉球商人墓碑刻着“琉球国”三个大字,印证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定海古港是古琉球国人到中国的第一个停靠点。 回回墓墓碑,在吴航镇南门“官山”麓。明代以前就有阿拉伯人航海往来长乐,志书有记载回回墓。今圮,其墓碑存福建师大图书馆,它是研究长乐海外交往史的重要实物。营前镇也有发现回回墓墓碑。
十、其它类(地界、地名等)
  主要地碑、界碑有:1、欧冶池边有一块元代泰定五年(1328年)官府立的“三皇庙五龙堂欧冶池官地碑”,是福州仅存的一方元代碑。欧冶池五龙堂“剑池”碑,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立“欧冶子铸剑古迹”碑,此二碑目前均在于山碑廊》。2、大湖宋,五县寨巡检碑此碑断毁于1998年。3、福清新厝镇江兜南宋“韶溪”界碑。4、桥南乾隆闽海关埕石碑。5、清同治五年(1866年)筹办船政初其凿刻的船政官界碑。6、万历十九年(1591) 长乐松江地界碑、松下长融交界碑冶山城隍庙官地碑。
  地名碑有:1、空海入唐之地碑,1993年由日方捐立,由赵朴初先生题写。现存于福州开元寺。2、大庙“全闽第一江山”碑。3、南门“西丹井”碑。4、龙腰“苔泉”蔡襄手书青石碑。5、螺洲“螺仙胜迹”碑,乃明王偁书也。6、螺洲镇洲尾村观澜书院曲水观澜碑。7、五里亭官河界碑等。8、明兵部尚书吴文华《定海七井碑》。9、黄乃裳书,青年会楼前广场“自强之基”碑刻。10、李拔“龙江飞渡”碑。11、李拔“迥澜砥柱碑”。
 
注:受篇幅所限,本文在原稿基础上作了删节,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注释:
①该残碑正反面拓本可见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子遗〉——元和八年球场山亭记残碑考辨》,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省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
 

 

作者简介:杨济亮(1975~),男,福州市社科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邮编:3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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