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学视野下的福州城市空间结构

http://www.fzskl.com  2012-10-11 10:15:46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城市空间区位结构的形成是经济竞争和选择的自发结果,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居住在不同社区。但西方学界长期以为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并没有按社会经济地位而分化出不同的城市空间。之后的城市生态学理论对此也进行了反思。本文以福州为例,探讨福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近代福州城市的分区及其特点,人口、职业构成与社区功能,最后对人类生态学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探讨,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影响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除了经济竞争,还有国家力量、文化因素以及社会价值观的认同。
[关键词]人类生态学福州空间结构形成特点


  人类生态学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以帕克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围绕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人类生态学研究竞争与选择如何影响群体、组织的空间关系以及群体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人类生态学家把城市空间结构和秩序的形成看作是人类群体竞争的“自然”结果,其决定性力量是群体的经济竞争力。这一理论对城市社会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以福州城市空间结构为例,探讨人类生态学理论在中国传统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闽江入海口,历来是福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鸦片战争后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进步,福州城市空间的布局结构逐渐形成,功能分区日趋明晰。
一、福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一般指城市土地的功能分区结构。福州城始建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闽越王无诸筑冶城。此后几度拓城:晋筑子城、唐建罗城、梁建夹城、宋建外城。唐末,王审知治闽期间筑罗城,扩展城市,北将冶山括入,成为全城最高点,南以安泰河为限;分区布局以大航桥为南北分界,政治中心在城北,属内城;平民居住区及商业经济区居城南,属外城。强调中轴对称,衙署在城北中轴大道两侧,居民分东、西两侧兴建坊巷民居,“三坊七巷”即由此演变而成。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筑夹城,括入福州盆地中心的三个制高点——屏山、乌山、于山,大大提高了福州城的军事防御能力。在建城的同时,整治城内外河道与江海相通,船只可以乘潮入城。宋开宝七年(974年)筑外城。福州城由内而外有四座城垣,中轴大道,七座城门,巍然壮观。宋代是福州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范围开始突破城垣所限。明代,商品经济与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最终形成“城”与“市”分离的组团式布局结构,并出现向闽江下游发展的趋势。
  传统中国城市的布局以君主、官僚为中心,从国都到府、州、县,无论城市大小,一般都是方形,街道纵横垂直,成棋盘式,中央是皇宫或一地最高统治机构所在地,按照地位高低,建造不同品位、规模的府第,庙宇、学府也占据比较显要的位置。这种模式在建筑学上被称为帝都型城市模式,它是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相适应的。福州是八闽首府、地方行政中心,清代闽浙总督衙署,福州府、闽县和侯官县各级衙门等都设在城内中央部位。多数衙门前有一条大街,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庙宇也是传统时期城市主要建筑之一,19世纪末福州的美国传教士就说:“在外国人认为值得参观的很少公共建筑物中,大多数还是庙宇”。此外,城内还有手工工场、商店、粮仓、试院和驿馆等。
  福州几次拓城,在城内基本形成了北跨屏山,南绕于山、乌石山的“三山两塔”城市空间格局,这种格局直至近代没有多大的改变。改变的主要是福州城外闽江两岸的南台地区。南台虽然离城墙有一定距离,但是地势开阔,水路交通便利。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区向城郊的逐步扩展。明代,最重要的商业区是南门外的南台和西郊的洪塘两处,从南门至南台,“十里而遥,民居不断”。
  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闽江两岸街市进一步发展,狭长的茶亭街连接起了古城与南台、仓山,城市布局呈哑铃状。南台在闽江两岸,“两岸联络方式有古式大石桥一座,名曰万寿桥,长约里许,并有中洲小岛横隔江中,直通南台”。从20世纪40年代彩色印刷的《福州街市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空间结构,当时中亭街两边的广大地区仍是沼泽和农田、菜地。
  近代福州的社区大致可分为两大块,一是城内行政区,一是城外(南台)商业区。时人称:“福州市街可分为二,即城内市街及南台街,城内为各官厅、各学校、市街及住宅,南台多大商家并为外人居留区域”。 1920年美国的《地理杂志》(Journal of Geography)载有一篇关于福州道路建设的文章,其第一个小标题是:Foochow a dual city,文章说:“福州可以被描绘成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城市——一部分在城墙内,是政治和教育的中心;另一部分在城墙和闽江之间,分布在闽江两岸。墙外的这部分是大多数国内和国外港口贸易的中心,并且最近在欧美和日本直接和间接影响下引进的机器工厂也设在此处。城墙外的人口可能和城内的一样多。外国传教士设立的教堂、学校以及大多数外国公司都在闽江两岸和河流紧挨着的地方,一座完全由花岗岩建造的桥梁把它们连接起来。至于城内,包括许多当地最好的零售商店和手工作坊。”1936年,“市区北部包括全城及东岳西湖洪山桥一带,南部兼及南台岛之一部,面积总计19方公里半。”1942年4月,设福州市市政筹备处。1946年元旦,福州市政府正式成立。按照5个警区分为五个行政区。城内以到任桥为分界,桥以北属第一区即鼓楼区,桥以南属第二区即大根区;南台以小桥为分界,桥以北归第三区即小桥区,桥以南至闽江边第四区即台江区;大桥以南的中洲岛、仓前山一带归第五区即仓山区。即城内包括鼓楼、大根,南台包括小桥、台江和仓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福州组团式的布局结构雏形逐渐形成,各社区的功能分工逐渐明晰。
二、近代福州空间的分区及特点
1、行政区——城内
  从行政区划看,城内包括大根区和鼓楼区。这一带集中了政府机关、寺庙和学校。民国初年,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在总督埕,镇守使署在旗下街,道尹署在布政埕,高等地方审判厅在谢婆里,盐政处在光禄坊,财政厅在夹道坊口,县衙门在旧府署,警务厅在中协埕,省教育会、县教育会在东街,小学研究所在明伦堂,二十混成旅本部在盐道前,去毒社在南后街。20世纪30年代,福建省政府、民政厅在省府路,建设厅在道山路,教育厅、福建省普及识字教育委员会在三民路,财政厅在光禄坊,福建省会公安局在鼓西路,福建陆军军械局在鼓东路等。
  城内是政治文化区,也有服务于城内消费者的商业。城内市街最繁盛的是与各城门成垂直线的7条大街,即北门大街、西门大街、东门大街等。其中南门大街是城内的中心,各种大商店鳞次栉比。一些人文景观也集中于此,如武庙、文昌庙、镇海楼在城北屏山一带,平远台、定光塔、化城寺、白云寺在于山,凌宵台、道山亭、沈文肃公祠、乌塔在乌石山等。
  城内最著名的街区是“三坊七巷”,它位于城区核心地带,以南后街为中轴,西侧是光禄坊、文儒坊、衣锦坊,东侧是贯通南门大街、南门后街的七条横巷,称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三坊七巷形成于唐,发展发达于宋,历来是官宦仕族聚居地。近代仍然是高官富户、士绅文人居住的首选之地,沈葆桢、林觉民、严复、陈衍等都曾在此居住。附近的朱紫坊还出了不少海军世家。对于在外仕宦的福州人来说,三坊七巷是他们告老还乡后的理想住所,也代表着他们的文化品味和价值。三坊七巷石板深巷,青瓦灰墙,精雕细刻的各种木石构件、马鞍形风火墙、多进院落,蕴含着传统建筑文化的精华,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2、商业、金融和工业区——南台
  南台包括小桥区、台江区和仓山区。南台是福州著名的商业区,民国初年,“著名之巨商、各商业行帮、银行、税关、常关、外国邮电局所、中国各批发大商轮输出商、外人公共各机关、各娱乐场所、乐户、饮食馆等皆集于此”。同时一些新式机构和商业机构大都设于此。电报总局、邮政总局、交涉署在泛船浦,电话局在明伦堂后,商会在下杭街,农会在鳌峰坊,青年会在观音井,城内三十五行商评议公所在茶亭。新式银行大多设在南台,下杭街成为福州的金融业中心。据1928年福州市公安局调查,钱庄49家,大多数在南台,其中下杭街最多,有8家,其次是南大街有8家。但钱样店在南台和城内的分布比较均匀。从1934年的《福建省会户口分类表》看,商业铺户最多的是第三、四区。1932年的《福建省省会公共场所分类统计表》显示,作为商人组织的会馆也集中于此。1936年调查,福州地价最高地段在中亭路南段、台江路以及20世纪20年代完工的台江路新填地,它们位于南台商业区,靠近闽江码头,又有公共汽车通过。
  工业是近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业区位结构的特点是:主要为城市本身服务的工业(如食品工业)和与消费者密切联系的工业,集中在市中心(或中心商业区);主要为本地市场生产、使用市内生产原料的工业和为非本地市场生产、生产价值昂贵产品的工业杂乱地分布在城市各处;为非本地市场生产、需要廉价交通费用的工业,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河边。福州城内工场多生产日常用品,连接城内和南台的中亭街是著名的手工业一条街,“出南门的大路两边排列着各种手工业的小工场”。往往是前店后厂,资本微薄,多数仅租用几间民宅改作厂房,与住宅、商店等混杂分布,从外表看很难知其为企业。它们所需原料和产量有限,其产品大都依靠固定的商行店铺直接出售,要靠近相关商业集中区,以保证产品销路。而新式工业企业大都在南台闽江北岸的鸭姆洲、港头等地,靠近水源,运输方便。19世纪末,官督商办的福州糖厂建在南台闽江北岸,离外资的福州冰厂不远。附近还有一个“与糖厂有联带关系”的机器面粉厂。福建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悦兴隆砖茶公司及其后继者致和砖茶公司设在南台泛船浦。福州惯奇来染织实习所在南台保福山顶,醒华织造局在南台下渡,叶国瑞牛奶公司在中洲,迈罗罐头公司在南台大桥附近。1930年调查,福州的两家树胶公司在福新街和老鸦洲,五金公司在帮洲、坞尾、水琯、老鸦洲、苍霞洲、福新街、美打道等。锯木公司多分布在鸭姆洲及港头两地。福州最大民用企业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在南台泛船浦,后移址南台水部门外新港。国光火柴厂在水部门天后宫。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选址在福州港头。迈罗罐头厂由仓山观音井迁至南台仓霞洲。其他罐头厂也分布在美打道、中亭街、苍霞洲、港头等。福建造纸厂设在港头“系以水质良好、原料充足、交通便利”,靠近闽江,“河道环绕,原料之运入本厂,制品之输出外埠,均甚便利”。这也是众多工厂选址于此的共同原因。
  由于南台商业的发达,这里也成为繁华的消费娱乐场所。“闽江码头接近大路的台江汛、中亭街、上杭街、下杭街等,是大规模的商店及中介业、仓库、旅馆、妓院主要集中的地方”。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之一》中也说:“南台本来是从前的福州的商业中枢,因而乐户连云,烟花遍地”。南台还有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电影场、苍霞洲广资楼戏院、田墩广声影院、大罗天剧场、台江戏院等。
  南台最主要的街区是双杭社区,分布着大量会馆和商行。福州商务总会在下杭街,下杭街也是福州的金融中心。福州木材商人、茶叶商人、钱业商人的住宅很多集中在这里。
3、文化、涉外区——仓山区
  南台内还有一个功能比较特殊的社区,即仓山区。闽江流经福州时分为南北两支流环南台岛而过,仓前山向北的一面隔江与台江相望,岗峦起伏,空气清新,风光如画。早在明代开凿新港的同时,就有外国船只来仓山沿江的“番船浦”(后来改为“泛船浦”)寄碇、停泊和贸易,逐渐成为外国人聚居地。福州开埠后,英、美、法、德、日、荷、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领事及商民纷纷在仓前山租借土地,建造房屋,使之逐渐发展成拥有众多领事馆、教堂、洋行、银行、学校、医院、别墅、俱乐部、跑马场、球场等外人建筑的地区。在这里的外国人拥有特权,形同租界,按其规划进行文化、教育设施建设,成为福州重要涉外和文教区。
  据日本人观察:“各国专管居留地现在主要在闽江右岸仓前山、泛船浦一带,通称外国人杂居地,又称南县居留地。仓前山丘陵地是最主要的居留地,有各国领事馆及洋式住宅等。商贾公司的事务所等在泛船浦。”“南台岛的泛船浦多是外国人的洋行、商社、海关、邮便局、银行等。附近仓前山为外国人居留地。外国人的住宅、领事馆、教堂、医院、男女学校、俱乐部、跑马场、打球场(庭球、足球等球类运动场)、洋墓亭等都集中在仓前山。”郁达夫形容仓前山“原系福州附廓的佳丽住宅区,若接若离,若离也接,等于鼓浪屿之于厦门一样”。据1934年的《福建省省会外侨人数统计表》的统计,福州外侨3032人,有1210人住在台江区,668人住在仓山区。福州近代教育事业始自外国传教士办的新式学校,仓山区集中了格致书院、三一中学、协和道学书院、鹤龄英华书院、华南女子学院、福建协和大学等学校。各国在仓山设领事馆,开办汇丰、美丰等银行以及怡和、三井等洋行公司,兴办天安堂等教堂和多所教会学校和医院,一大批西式公共建筑、住宅以及跑马场的兴建赋予了仓山强烈的异国色彩。由于外籍居民多,在梅坞、塔亭、观井等地还形成适应西式消费的西餐、西服、西式家具等商业网点。
  仓前山由于是外国人居留地,环境相对稳定,也吸引一批官绅到此地建屋居住。《福州事情》载:“外国人居住此地后,昔日的荆棘茫茫草原,仅有大小古墓,足迹稀少,阴气森然的寂寞地带,一变而为高楼大厦林立,竞相壮观的锦绣河山。特别是近来省内政变频繁,省内要人乃至富裕者豪商为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得到外国国旗的庇护,争相投入大批资金,在此地建造别墅、公馆、庭园,在此地安家。新馆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近年来当地一部分官绅有产阶级等在此处建立宏壮的别墅,成一特别区域”。
4、工业区——马尾
  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成果,福建船政局设在福州闽江口的马尾,促使马尾迅速从农村状态转为工业区。到1867年7月,不但建成厂房,还建了船政衙门、洋员办公所、船政学堂、正副监督的住房、匠生、匠首寓楼等共80多座建筑物,占地600亩左右,其规模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船政局就其范围而言可分为厂区、住宅区与学校几部分。在原来是农村的马尾建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工业制造基地。马尾的商业也发展起来。为了供应船政人员的商品,还将船政局附近江边“划为官街,以便民间贸易”。清末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游历到此,惊叹道:“福建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见,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民国初年,马尾人口约五六千人,设有外交总署、水上警察署、邮政局、电报局及天主教教堂。在马尾对岸的营前镇,设有福州海关分关,美国美孚煤油公司及附属仓库与栈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马路的建设,分隔城内和南台的城墙的拆除,道路的不断延伸,南台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大规模建设,福州市政面貌改观不少,新旧城区融为一体。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城内鼓楼一带为政治中心,南台为商业中心,仓山区为文化、涉外中心,马尾为工业区的“组团式”布局的雏形。
5、近代福州人口、职业构成与社区功能
  人口的空间结构是指人口在一个既定区域中的分散与集中程度。在城市内部,人口的分布也呈现社区差异。根据1932年、1934年和1947年的人口统计,福州人口最多的地区是第三、第四区,最少是第五区。再从1934年“福建省会街巷门牌统计表”看,各区分别有285条、367条、395条、443条、261条,第三和第四区的街巷最多。从人口密度看,最高是第三区,其次第二区,最低是第一区。福州人口性别比例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第三、四区特别高。这两个区是商业区,在商业区内,店户多,一般的住户相对较少,且商业从业人员中女性更少。
  人口的职业构成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社区的功能和结构。社区结构与人口的职业构成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即不同社区的人群之间体现职业的区别,这和各区的功能有关。随着社区功能的自我调整和不断完善,社区之间的分工日益明显,职业人口的分布也随之出现了相对的聚集趋势。从1934年的《福建省会居民职业分类统计表》可以看出:(1)各区从事工业的人口分别有4771,8436,8497,4682,4986人,占各区人口比例分别是6 12%、8 66%、9 50%、5 23%、7 90%。以第三区(小桥区)和第二区(大根区)比例最高。这是因为第三区地处闽江北岸,是福州市内的工业区,聚集着福州较大型企业如福州发电厂、锯木厂、罐头厂等。第二区分布着许多面对本地市场的小企业。(2)从事商业的人口以第三区、第二区比例最高,分别占全市商业人口的27 68%和27 10%,体现了城市商业中心的特征。(3)从事党、政、军、警的人口,以第一区(鼓楼区)和第二区(大根区)最多。其中政界人口有近一半聚集第一区,使该地区成为福州的政治中心。(4)以宗教为职业的人口,集中分布在南台的第三区和第四区(台江区),其中以基督教教职人员占多数。(5)第五区(仓山区)的农业人口最多,比重在各区中也最高。
  城市社区不仅是人口的自然组合,而且也体现为不同行业和城市功能的自然组合。在商业中,根据营业范围不同,分成各种行帮。商帮既有以地域形式划分,也有按行业划分。以福州茶叶商帮为例:福州茶商分为本地帮和客籍帮,各帮从事的行业各有侧重,即使从事同一行业,其经营方式、组织等往往也不同。20世纪30年代初,福州的茶业采办分为茅茶帮和箱茶帮,各有十余家。地址在下杭街、苍霞洲、泛船浦、南台三保、二保、上杭街、下北街、下渡。茶叶运销分为天津帮、京东帮和洋行帮。天津帮的茶商20余家,又分为福长兴帮和福泉兴帮,主要出售绿茶于天津、牛庄、烟台三大埠。京东帮有三四十家,又分为京徽帮和直隶帮,均系北京人和安徽人开设,运售绿茶于平津各埠。洋行帮是装运箱茶出售外洋的福州各洋行,有19家。各行帮经营的工商业,常常相对集中于某一社区,乃至形成行业垄断势力。而且同帮经营的企业或商号,大都雇佣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外人很难插足其间。如福州台江码头有号称“五澳十三帮”的势力,垄断这一带水产品市场。由于城市中的一些行业常为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所垄断,形成同业或多业相结成“帮”的现象,从而使城市的职业结构、移民的地缘关系以及社区结构之间构成又一层次的关系。
三、人类生态学理论与福州城市空间结构
  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人类生态学的影响较大。人类生态学比较强调市场竞争、人口增长、技术革新和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该理论认为,空间社区是竞争的结果,是城市中不同的人口群体相互竞争追求主导地位。竞争使强者占据城市有利的区位社区,而使弱者退居到区位差的社区。由于不同社区生活着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于是就形成不同特质的社区,社区的多样性就由此而生,就有富人社区和穷人社区之分。伯吉斯等提出了关于商业和居住分布的同心圆模式,之后又有霍伊特的扇形说、哈理斯等的多核心说等。然而西方学者曾普遍认为,与西方城市不同,传统中国城市人口并没有按社会经济地位而分化出不同的城市空间。换句话说,被城墙包围的中国传统城市,各城区之间人口密集程度的差别不大,由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城市社区和商业中心贫富悬殊较大的现象不明显。总之,中国传统城市不具备西方城市中通常存在的中央商业区以及富人区和贫民窟。
  美国学者施坚雅在《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一文中,以清代北京为例,提出了“城市生态学”的理论。他认为,和许多西方城市一样,中国传统城市各个城区之间的人口密度相差很大,某些城区也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地位来划分。他假设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一般来讲,士绅的空间核心座落在可以体现其社会地位的官学、贡院和文庙等主要官方学府周围,而商人的空间核心或商业区则主要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城门和关厢附近。在这两个空间核心之内,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空间分布差别则不很突出。施坚雅的“城市生态学”理论驳斥了西方社会学中普遍流行的有关传统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成反比的观点,即由于交通不发达越有钱的人就越愿意住在离市中心近的地方,而越穷的人就不得不住在离市中心远的地方。
  如前所述,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在芝加哥城市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西方有影响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但把它运用在中国城市研究中,也要考虑它的适用性。中国和欧洲城市的起源和功能不同。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大多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城市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服务于经济和市民生活的各种市政设施,经济职能是城市的基本社会职能,居民以手工业者、商人居多,城市管理主要是市民自治和城市贵族管理。中国传统城市的兴建往往首先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城市的居民首先是官吏、地主、军人、僧侣以及其他消费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商品流通的工匠商人却居于从属地位。在中国城市早期历史上,城市是政治或行政中心。因而在空间分布上,西方城市的中心区是商业区,霍曼等人提出的同心圆模型把中心城区看作最重要的区域。而传统中国城市的中心却是政府衙署。在有江河的城市,往往会在城墙内形成行政中心,在河流附近发展起另外一个商业中心。
  从近代福州的空间结构可以看出,所谓的城市空间结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和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因素、市场分布,乃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经济因素无疑对城市的空间分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时期福建沿海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是水运。1843年开埠后,位于闽江入海口的福州成为闽江流域茶叶、木材等商品出口的集散地。南台位于闽江两岸,交通便利,地位凸现,形成城内政治和台江商业的双核心的结构。
  文化因素对城市空间分布也有很大影响。空间与所象征的社会价值结合成一体,成为当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土地利用的状态。空间的象征价值对社会活动的分布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凝聚作用,恢复作用和抵挡作用。作为传统时代的不同功能街区的代表三坊七巷和双杭街区境遇也有所不同。福州的三坊七巷从宋代以来,一直是上层社会的居住区,它被赋予了一种价值象征属性——传统、威望、地位。在三坊七巷,几乎每所宅子都有故事,在人们眼里,这里和谐、整洁、高贵、安静,许多功成名就之人和富商大贾把这里作为理想的住所,一般的市民也以居住在此为荣。但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到20世纪90年代,三坊七巷变成处处大杂院,成为城市平民居所。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三坊七巷位于城市中心,商业利益巨大,但由于人们强烈的感情因素,许多人参与到这一历史街区的保护中。2006年年初,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努力,福州市政府终于将“三坊七巷”收回。现在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福州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品牌。而与三坊七巷地位相当的上、下杭街区,历史上会馆、商行林立,也是商人居住的街区,如今更是萧条,多次传出改造的信息,未来命运还不得而知。
  除了经济竞争,还有来自政府的主导力量,政府提出的规划和发展战略对城市空间分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在台江修公路、填地、建码头,直接导致这一带地价迅速上涨。而近年位于仓山区浦上大道以北的万达城市广场落成营业,改变区域内原有商业格局,成为福州新的商业中心,使附近楼盘的房价也随之上升。
  因此,从长时段考察福州城市的空间结构,可以发现,经济竞争并不只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唯一因素,但经济竞争在总体上支配着城市空间的构造,而政府的决策、文化因素或社会价值观的认同等都会影响城市空间组织的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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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20世纪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理论意义》,《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林星(1971~),女,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闽台文化研究室主任,教授。邮编: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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