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闽都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http://www.fzskl.com  2012-10-11 10:17:35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福州作为历代福建省首府,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对全省起到了引领和辐射作用,并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闽都文化。闽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主要贡献,一个是在宋代,开闽学先河,承理学南传、成理学重镇。另一个是在近代,禁烟拉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瀛环志略》迎来中国社会启蒙时代,《天演论》开启中华民族心智,有力地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闽都中国区域文化主流文化历史贡献 


  五度为都的福州,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的首府,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着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模式。5000多年的文明史,2200多年的建城史,福州以历代福建省首府的特殊历史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对全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形成的以福州为核心地区的独具地域特色的闽都文化,其外延文化所及已远远超出福州十邑。从历史上看,闽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在宋代,开闽学先河,承理学南传、成理学重镇。另一个是在近代,禁烟拉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瀛环志略》迎来中国社会启蒙时代,《天演论》开启中华民族心智,从闽都走出大批救国救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为引领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文就此作粗浅探析。
  一、闽都文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区域文化
(一)闽族文化模式——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壳丘头和昙石山的贝丘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壳丘头文化(5500—6500年)和昙石山文化(4000—5500年)是独具海洋特征的闽族文化圈,这里是闽文化的摇篮,也是福州文化的源头。                              
  “闽在海中”。①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决定了福州远古先民从山林、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并逐渐形成以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贝丘文化”为代表的福州地域海洋特征的史前文化。作为闽文化发源地的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发展变化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海生牡蛎制作生产工具,这种称为贝耜或贝铲的生产工具,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属“贝丘文化”,成为商周以后发展起来的闽越文化的主要渊源。壳丘头和昙石山先民是商周时代闽族人的直系祖先,从体质人类学研究来看,当属于南亚型的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型的尼格罗人种的混合。他们建立的闽方国臣属于商周,并承担着朝贡、觐见、供隶、执役的义务。据《周礼》、《尚书》记载闽方国曾送去120名奴隶,这些 “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②即为王宫豢养牲畜和飞禽,并教鸟听懂人的语言,使之供人使唤。先秦时代生产力极为低下,海洋交通靠的是“刳木为舟”, 但闽族已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经验,闽方国靠的就是“刳木为舟”, “沿于江、海,达于淮、泗”。③向中原周王朝进贡。
  (二)闽越族文化模式——融闽、越两族的兼具内陆性和海洋性的文化
  闽越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据《周礼》的《夏官》、《秋官》中有关于“七闽”的记载。说明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闽作为一个方国,已出现于中国东南方。“闽”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闽中封闭,所以见诸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缺乏。闽越文化虽以闽越两族文化为主体,但也渗入他族文化。
  如公元前590—前56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共王,已“抚有蛮夷,奄征南海”。④此时楚国势力就已渐入闽中,也带来了楚族文化。
  再如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出兵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⑤勾践子孙纷纷流落海滨各地,其中一支入闽,带来了越族文化。此时“楚威王灭越,今浙、闽之地尽属楚,两广亦隶焉。”⑥楚族文化再度入闽。今天闽侯庄边山就出土有战国楚墓遗址。
  战国末期,闽越贵族首领无诸在闽中建立闽越国,自立为闽越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闽越国,降无诸为君长,设闽中郡。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各路诸侯起兵反秦。无诸率闽越军参加反秦战争,又佐汉击楚,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⑦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复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温州)。汉初朝廷对闽越采取分而治之,三分其为闽越、南海、东海三国。无诸与汉廷保持和睦关系,吸收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使闽越文化在福州地区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汉武帝时,闽越国终因相对富庶的经济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试图恢复战国末年的闽越国辖地,于是就北击东瓯、南击南粤,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终结了它92年的历史使命。
  (三)闽都文化模式——融闽越、中原文化为一体的包容性的创新文化
  闽都文化这种模式的提出,是基于与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较而言的。如与山东齐鲁文化、山西三晋文化、江浙吴越文化、广东岭南文化、河北燕赵文化、湖北荆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
  闽越国灭亡后,鉴于“闽越悍”⑧且“数反复”,⑨于是,汉廷就把大量闽越族人迁徙到今天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等境内,又把中原罪犯流放到闽中来,客观上起到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和闽越族的汉化。后来,一部分躲避迁徙逃进深山的闽越族人,又返回故土重建家园。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廷设立冶县,隶属会稽郡。冶县是汉朝在福建推行郡县制建立的第一个县份,县治在福州。后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冶县被析为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建平(今建阳)五县。
  闽都文化在闽文化、闽越文化基础上,伴随历史上东吴对福建的开发、西晋“永嘉南渡”,“中原板荡,衣冠入闽”,再后来几朝末代皇族入闽、元朝蒙古族人、色目人入闽、清朝满族人入闽,以及从唐代的“海夷日窟”、“市井十洲人”到近代的“五口通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福州不断吸纳中原文化和不同族别、域别及海外文化,最后融合成多姿多彩的闽都文化。
  福州历史上五度为都(闽越王都、闽国国都、南宋行都、南明行都、“闽变”国都),而且是历代福建的首府,为全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起到辐射作用。 “闽都”之称古已有之,如从汉高祖五年,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⑩南宋淳熙六年(1179)知州梁克家撰《三山志》中有“闽都坊”记载、明万历四十年(1612)王应山撰《闽都记》、清代出现了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
  二、宋代闽都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化
  自西周以前伏羲、神农、黄帝创立中国文化传统,到春秋末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从宋代福建地域文化来看,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与湖南周敦颐的“濂学”、河南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张载的“关学”并称为宋代儒学四大学派。由南宋朱熹集大成得理学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文化,朱熹与孔子、孟子齐名于世。这里不能不提到闽都文化。
  (一)开闽学先河
  自隋朝创立开科取士以来,唐宋科举大兴,但据《宋史》记载:“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福州人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四人立志于闽中传扬孔孟学说。开始时许多人不理解,都觉得他们迂腐可笑,不合时适。但在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下,接受儒学道统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一扫当时脱离社会现实、呆板无生机的学风,为闽中士人带来一股经世致用文化的清新空气。他们的学术主张开启闽学先河,《宋史》载:“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谓之‘四先生’”。不久,四先生名闻天下,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全祖望评价说:四先生“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程、张,为前茅焉。”“海滨四先生”中的陈烈,早在北宋嘉佑三年(1058年)经翰林学士欧阳修举荐,陈烈被“召为国子直讲,皆不拜”,“与胡瑗、周敦颐开宋朝理学之始。”陈襄更是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他是一位活跃在北宋仁宗、神宗政坛上的学者型官员,官至尚书都省事。他的《熙宁经筵论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所推荐司马光、苏颂、苏轼、胡瑗、程颢、程颐、张载等,均成为了当时的硕学名臣,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哲学家……这些人为宋代的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承理学南传
  北宋虽面对虎视眈眈的西北的西夏、北方的辽国和金国,但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到了1126年,金国大军南下,虏走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迁都临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国虽拥有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南宋只有长江以南的区域,但文化落后的金国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存续复兴的地理坐标南移成为必然。“海滨四先生”开闽学先河,福建历史地承担起理学南传的重任。杨时(1053—1135年)、罗从彦、李侗(1093—1163年)、朱熹(1130—1200年)四先贤,承传周敦颐(1017—1073年)的濂学、张载(1020—1077年)的关学及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的洛学,而为“闽学”,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闽中便成为“道南理窟”。
  (三)成理学重镇
  在“海滨四先生”的倡导下,理学在闽中逐步发扬光大。朱熹师承洛学,为二程四传弟子,但他总结濂、洛、关理学三学派学说,而为闽学,建立起儒学体系。他也十分关注“海滨四先生”的学术主张,高度评价陈襄“为海内文宗”。杨时也赞誉陈襄说:“以经术德行为一时儒宗”。福州自古为八闽首府,书院多达21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宋代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占7144人,居全国第一,福州2799人,居全国第一。朱熹十次来福州讲学,并和他的学生在福州地区办过许多理学书院,如紫阳书院、濂江书院等。
  朱熹弟子“及门受业四百四十二人”最著者为黄榦。黄榦,福州人,既是朱熹最杰出的学生,又是他的女婿,并被选定为朱熹的传人。黄榦不遗余力地维护朱子及其学说的正统地位,宣传朱子的思想。他认为“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朱熹)而始著。……先生出,而至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量豁然,如大明中天。”朱熹去世后,黄榦孜孜不倦地讲学授徒,培养理学人才,《宋史》载:“榦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由此福州成为传播理学的重镇。
三、闽都文化成就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
  福州地处东南一隅,闽都文化为近代中国社会孕育出了林则徐、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成为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
  (一)开启民主革命天幕的林则徐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把林则徐放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位置。林则徐,福州人,从小受闽都文化的熏陶,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1839年6月3日,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对林则徐的壮举,不仅马克思在其所著鸦片贸易专论中给予充分肯定,就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任英国驻香港总督的包令,也不得不承认林则徐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
  (二)推动维新变法图强的徐继畲
  1998年6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在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的旁边,有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他说:“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克林顿又说:“徐继畲所写的这些话,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理念。也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徐继畲,山西人,从1836年至1851年,先后任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代理道台、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使。巡抚衙门就在今鼓楼区政府院内。在多年的福建巡抚任内,面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使他不得不思考中国面临的海权问题,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于是,广为搜集材料,采寻西人杂说,写成《瀛环志略》。其中对 “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的共和体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变革维新的思想先声,迎来中国社会的启蒙时代。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都深受影响。
  (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的严复
  毛泽东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福州人。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专业。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在进行中西学的比较后,他得出西学优于中学的结论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与民主。这一认识,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和时代的脉博。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一部《天演论》彻底颠覆了国人的历史观、社会观和文化观。严复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他认为要救民族于危亡,不仅要唤醒民众,除开民智外,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这就需要民主政治,他说:“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严复已成为继朱熹之后的又一座思想高峰。
  
  注释:
①袁珂校注 《山海经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7页。
②《周礼·秋官·司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883页。
③《尚书·禹贡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48—149页。
④《春秋左传集解·鲁襄公十三年》,山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卷第898页。
⑤[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75年,第5卷第1751页。
⑥[清]张琦《战国策释地》,番禺徐绍棨《广雅书局丛书》,(民国9年)1920年。
⑦⑩[汉]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中华书局,1975年,第9卷第2979页。
⑧⑨[汉]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中华书局,1975年,第9卷2984页。
[元]脱脱:《宋史·陈襄传》 中华书局,卷三百二十一,1985年,第30卷第10419页。
[明]黄宗羲 全祖望:《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卷一 中华书局,1986年。
[元]脱脱:《宋史·陈烈传》 北京:中华书局,卷四百五十八,1985年,第38卷第13443页。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 卷一百,《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宋]杨时:《杨时集·清城学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卷八十 ,《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美国]贾志扬John W  Chaffee:《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宋]朱熹:《朱子文集大全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册 卷三,2002年。
[宋]黄榦:《黄勉斋先生文集·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 卷三。
[元]脱脱:《宋史·黄榦传》 中华书局,卷四百三十,1985年,第36卷第12782页。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0—495页。
[英国]包令 《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会刊》,1851―1852年合刊。
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1998年6月29日北京大学的演讲。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严复:《天演论序·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王栻主编:《严复集》 第一集 中华书局,1986年,第40页。 
王栻主编:《严复集》 第四集 中华书局,1986年,第891页。

 

 

作者简介:赵君尧  (1953~),男,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邮编: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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