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三坊七巷学人与台湾书院的发展

http://www.fzskl.com  2012-10-11 10:20:11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本文以福州三坊七巷历代,尤其是清中晚叶学者东渡台湾筹办书院推广传统教育为线索,探索福州学者协助发展清代台湾书院教育的缘由与延伸,尤为重点分析福州鳌峰书院等严谨、创新学风对晚清台湾各地书院教育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三坊七巷台湾书院


明清时期,台湾书院发展的每个阶段均有福州三坊七巷学人忙碌的身影。数百年来他们通过书院与宝岛血肉相连。如今福州三坊七巷已经获得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称号,人们更不应忘记当年书院山长们为台湾书院教育所做出的无私奉献。
一、三坊七巷与福建士子学风
1、唐宋福建士子学风大振
    汉晋福建文教迟缓,唐宋却日新月异。此盖缘于两晋中原士民为避战乱陆续入闽,带来内地先进文化。正如杜祐《通典》所称“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相当数量的入闽官吏即学者型官员。南朝刘宋晋安太守阮弥之在闽兴学,《闽县乡土志》称“家有诗书,市无斗嚣”。嗣后,晋安太守虞愿“在郡立学堂,教授生徒”;①王秀之继任,承袭“善政遗风”。两晋至六朝,入闽的名宦有郡守范缜、林禄、江淹等,不下40多人。均为福州教化夯实根基。隋朝发轫之开科取士制度,为福州士子提供了天赐良机。唐代,大历建元年间李椅、常衮两任福建观察史,努力在闽推行教化。李椅严课士子学业,量才录用,酌才提升。常衮留意选招优秀生员北上入试,人称“搜罗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无伦比”。②由此,福州民情骤变,学风大振,奠定宋代“海滨邹鲁”之基。唐贞元21年间,福建全省中进士者高达74人,其中福州占39人。
  入宋之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自北方入闽者更多,福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时人曰:“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③福建于是跻身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福州、泉州同列为望郡,朝廷慎择人选,宦闽多是才高望重之人,如张浚、辛弃疾、曾巩、陆游、程师孟、赵汝愚、王十朋等,皆富于才学、勤于吏职。宋代福建地狭人稠,士人力求仕进,社会习儒成风,如福州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④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⑤宋人称“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⑥其他州县亦类此,南安“百里之间,弦诵相闻”⑦;延平府“五步一塾,十步一庠”⑧;邵武军“比屋弦诵之声”⑨;汀州则是“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⑩。当时福建书院林立,学校星罗,被誉为“东南洙泗”、“海滨邹鲁”。由于教育发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教育家。福州大学者陈襄、陈烈、周希孟和郑穆,世称“海滨四先生”,被尊为闽中理学先驱;其后,开创闽学体系的著名学者有杨时、游酢、罗从彦、胡安国、李侗、朱熹等。朱熹是闽学的创立者和集大成者,其后黄榦、蔡元定、蔡沈、真德秀、陈淳、刘爚、熊禾诸人薪火相传,将闽学推向各地。闽学兴盛的积极方面,在于促进教育,造就人才。有宋一代,福建登进士第者计7600多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按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一;在朝任宰辅者约60人,收入《宋史》的名人,也以福建为最多。这时,还出现一些人才辈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如福州林氏、陈氏,莆田方氏、蔡氏、傅氏,建阳蔡氏,崇安刘氏,浦城杨氏、章氏、黄氏、陈氏等。这些家族均与三坊七巷结下不解之缘。
2、三坊七巷得名由来
    唐末天复元年(901),闽王王审知嫌子城小,创筑罗城环绕子城之外,罗城南西以安泰河为界,行政建置与官僚文人居于城北,平民宅第及商业区居于城南,同时强调中轴对称,城南中轴两边,分段围墙,这就形成了如今三坊七巷的雏形。
    所谓三坊七巷即文儒坊、衣锦坊、光禄坊和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其坊巷名称一般定形于宋朝。从地名即可窥见当年文化之盛。如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北宋宣和年间,陆蕴、陆藻兄弟才华横溢,名震一时。兄弟“典乡郡居此”,名其居地为“禄锦”。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王益祥改称衣锦坊。再如文儒坊位于南后街之西,衣锦坊之南,坊西端通金斗门桥河沿。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宋代改名儒林坊。后有国子监祭酒郑穆居住坊内,改称文儒坊。明代两任尚书林瀚、抗倭名将张经、清台湾挂印总兵官甘国宝等均居住坊内。塔巷、黄巷、郎官巷等亦是名人荟萃,高士朋比,其中多数为知名学者。
二、福州学人东渡台湾筹办教育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并在台湾设立各级儒学,发展教育。《重修台湾省通志》(1993)载,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儒学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据的211年间,清政府延聘台湾儒学教授80人,其中福州籍人士33人;厅、县儒学教谕265人,福州籍79人;训导299人,福州籍78人。据统计,清领台湾期间延聘儒学教授与教谕合计644人,其中福州籍190人,几占三成。清代在台执教的福州籍文人多为饱学之士。所聘190人中有进士17名、解元2名、举人121名、贡生50名。他们不仅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且教学有方。如首任台湾府学教授林谦光,长乐人,康熙壬子(1672)副贡生,担任台湾府学教授4年,《续修台湾府志》称其“笃学励行,诲人不倦”。后升任浙江桐乡知县。侯官举人谢金銮,嘉庆十年(1805)出任台湾嘉义县学教谕,热心办学,整饬学风。在任期间撰《蛤仔难纪略》6篇,阐述治台主张,见解独到。连横《台湾通史》中仅为两位福州籍人士作传,谢金銮即为其中之一。刘家谋,侯官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台湾府学训导。任职期间“怜才爱士,敢作敢为……勤于执教,为人师表,留心文献”,并重视破除陋习。因在台积劳成疾,年仅40岁壮年而卒于任上。福州学人在台殉于教职者尚有8人。致力于书院教育者亦比比皆是,譬如闽县人薛士中、侯官人蔡征藩等,从清初至晚清络绎入台主持书院。任教期间,均诲人不倦、笃学励行,因而开创台湾书院教育新风。
三、三坊七巷文人与福州书院
    今三坊七巷之郎官巷有琴南书院。其实此地较早的书院当推位于光禄坊内的道南书院,始建于南宋宝祐六年(1258),祀“道南第一人”杨时,故又称道南祠。明成化元年(1465),福建提督使游明重建,增祀罗从彦、李侗和朱熹。此后游明升任福建副使,仍提督学校。此公在闽以廉洁勤政著称,深受闽中师生爱戴。嘉靖八年(1529)提学金贲亨重建道南书院并增祀程颢为正祀。
  明代扶持书院教育的三坊七巷名人甚多,首推抗倭名将张经。张经,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故居今文儒坊尚书里。于山九仙观天君殿尚存有张经撰《福州府四学新立学田记》。碑文详录福州府四大书院以鼓山寺田收入之办学经过。文曰:“嘉靖丁未奉命按闽,庶寮既肃,百度咸贞。弘化需才,式覃嘉惠。故览兹多士,思所以甄陶长养之谓非增田莫给也。……遂稽鼓山寺田原额既盈,洲田具羡,因裁其二千五百一十三亩有零,属之闽邑计亩征租输赋外,岁入金六百二十五两有奇,以赡郡邑田学而又为之定格。俾劝学之翰墨,有资考文之赏赉有级。”全文900余字,用词恳切,言简意赅,对福州四大书院学田设置之意义与作用言之凿凿。以鼓山寺田每年租金625两白银资助莘莘学子,乃至解决生童之婚嫁赀賚。
  三坊七巷之名门望族辈出,譬如闽西武威廖氏之四世廖陆峰迁北后街,儿孙多入鳌峰书院。嘉道年间,其六子之中3个进士、2个举人。六子廖鸿荃系进士出身,历任工部尚书及江浙等省学政、光禄大夫。咸丰年间归隐三坊七巷。七世廖骧,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进士,刑部主政,五品衔,先后主讲兴化府擢英书院、台湾府明志书院、福州越山书院。
  林枝春,字继仁,号青圃,福州闽县濂浦乡人,乾隆十二年(1747)冬出任江西学政。十三年(1748)入京为通政司通政。十七年(1752)林枝春乞假归里,主讲鳌峰书院,连任山长8年,严格教导,培养学生千人以上。遗著有《就轩诗文抄》、《青圃诗文集》、《日知录》和《闻见录》等。
  陈寿祺,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隐屏山人,闽县(今福州)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回里省亲,应浙江巡抚阮元之聘,主讲敷文书院,编修《海塘志》。嘉庆九年(1804)起出任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嘉庆十五年(1810)丁父忧回里侍母,后主泉州清源书院10年。曾上书督抚,请通饬各府县禁止征书院为官员馆舍。道光二年(1822)再主鳌峰书院住10年。寿祺品行课文并重,造就众多人才。道光四年(1824)联合士绅请将黄道周从祀孔庙,刊印《黄忠端集》,倡修《福建通志》并任总纂。
  梁章钜,字闳中、茞林,号茞邻,晚号退庵。祖籍长乐。14岁入鳌峰书院,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授庶吉士。历任江苏按察使、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等职。道光十一年(1831)江淮大水灾,他率属捐廉募款,赈济苏南灾民。同年,修复练湖牌坝。纵览群籍,能诗善书,为清督抚大臣中著述最多者。
  郭柏荫,谱名弥广,字远堂,少敏悟好学,17岁取秀才第一。官至广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官声甚著。曾任清源、紫阳、鳌峰等书院山长,由于他博学多识,旁征博引,众皆心服,育成人才甚众。
  张际亮两次受业于鳌峰书院。数度赴乡试落第,仍不灰心。求学之志未减,乃有道光三年(1823)复入鳌峰书院之举。其时陈寿祺已经出任鳌峰书院山长,书院风气焕然一新。他深得陈寿祺赏识,称赞其诗“足以雄视天下”。曾仄居郎官巷建泰宁驻榕商人所建绥安会馆苦读。
  林聪彝,鳌峰书院生童,曾随侍乃父林则徐流戍伊犁,勘办开垦事宜。父丧服阕,以庠生赐举人,历任内阁中书、衢州知府、署浙江按察使、杭嘉湖海防兵备道等,多有政绩。
  梁鸣谦,字礼堂。清咸丰九年(1859)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军机处稽勋司行走,同治六年(1867)被沈葆桢聘为船政幕府,以船政功,加三品衔。曾随沈巡视台湾,一切奏章皆出其手,并提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为郑成功建祠等。以抚台功加二品衔,光绪元年(1875)随沈返闽,从沈两江总督任,次年回闽,任鳌峰书院山长。
  杨庆琛,字廷元,号雪椒,别署云山行脚僧,晚号绛雪老人,侯官人。13岁即肄业于鳌峰山长郑光策门下,与梁章钜、林则徐、廖鸿荃等同窗。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辞职归隐。曾与沈葆桢等联函建议,将正谊书局改为书院。福州将军英桂照办,遂利用正谊书局藏书培养诸如如林纾、陈衍等学界精英。
  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人称“筹台宗匠”。17岁时游学到定海拜访堂叔公蓝理、堂兄蓝廷珍,后入鳌峰书院深造。蓝鼎元应聘入鳌峰书院,担任讲学并与同乡蔡世远共事。康熙六十年(1721)以幕僚身份随南澳总兵蓝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贵起义。上《治台十策》,建议恢复“官庄”,招佃拓荒,以益国赋、足民食;并建议朝廷解除入台垦民的携眷之禁,安定民心,均为清廷采纳。上《论镇守南澳事宜》,为平台、治台、兴台建言献策。他和蓝廷珍一起,带领垦民,开垦中部山区,建成“蓝兴堡”。后渐繁荣,开台中先河。所著《东征集》、《平台纪略》,连横《台湾通史》赞曰:“其言多有可采。”雍正帝誉其为“筹台宗匠”。蓝鼎元之成就显然得益于早年鳌峰书院的系统训练。
  刘家镇,字奂为,家住光禄坊,宅曰“翍均居”。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大挑补南安县学训导,称病未视职。致力训诂音韵之学,精于鉴赏字画,藏书万卷;捐修西湖宛在堂、增广凤池书院学舍。抚养刘齐衢、刘齐衔两侄长成。
  陈衍,清光绪八年举人、鳌峰书院生员、正谊书院山长。同光派著名诗人,《福建通志》总纂。陈衍首倡“三元”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其诗论还主张“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湖广总督之聘,任官报局总纂。协助办理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任军机大臣,他随同入京,为学部审定科主事兼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辛亥革命后,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陈衍为北京大学教授。民国5年(1916)陈衍返闽任《福建通志》总纂。1922年1月新通志编成。旋至厦门大学任教授。1931年转赴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
四、闽人入台弘扬书院文化
  台湾早期民间私学多受福建影响,施琅等人创办西定坊等为早期书院。严格说,康熙四十三年(1704)台湾知府卫台揆始建之崇文书院才名符其实。从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所介绍的书院管理、考试、生童与山长生活待遇等考察,均与大陆各地的书院十分类似。卫台揆曾任福建漳州知府等要职。康熙四十年(1701)赴台任台湾知府,其时仍属福建行政管辖。是此,从施琅等人创办西定坊等早期书院,到卫台揆始建功能齐全的书院——崇文书院,福建地方官员为台湾书院的开拓与发展贡献颇多。有清一代,从福建派往台湾任职的地方官员不论是否属於闽籍,基本上均热心于创办书院,努力发展教育事业。其中不乏刘良壁、胡建伟、徐宗幹等外省籍的福建官员。总之,台湾书院的发展离不开福建学者(包括众多三坊七巷学人)的扶植。
  台湾回归之后,不少福建士绅有功名者纷纷东渡参与台湾书院的筹建与讲学。福州闽县人薛士中是著名理学家张伯行的弟子,鳌峰书院生员。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进士。雍正十年(1732)九月,由漳州府学教授调任台湾府儒学教授。雍正乾隆年间,他两次出任台湾府学的教授,首任海东书院山长并在该书院讲学达6年之久。十二年(1734),因丁忧去职。乾隆五年(1740)再任。这一年,督学杨二酉奏请海东书院仿照直省书院事例,选拔诸生入院学习,并以府学教授为师。知府钱洙遴选数十人,以薛士中为师。他亲自制订院规,严格管理,促进了海东书院的发展。海东书院创建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建者是巡道梁文煊。乾隆五年(1740)时任巡台御史兼督学杨二酉撰有《海东书院记》,文中说,“郡学西侧,旧有海东书院,为校士之所”,后来闲置,“诸生一仰止鳌峰,且不免望洋而叹也”。乾隆五年(1740),他到台湾巡视书院旧址,见“中多轩楹,可读可栖;明堂列前,可以讲;矮屋通,可以爨。意选内郡通经宿儒充教授、为良师,允堪作育多士,与鳌峰并峙”,但囿于经费无所出。时有贡生施士安捐稻谷千斤和水田千亩作为书院的膏火。经过数月重修,书院“轩窗爽洁,什器周备,焕如也”,又“选诸生中文艺有可观者,得数十人,以实其中。延教授薛仲寅为师”。乾隆二十六年(1761),觉罗四明任台湾道兼提督学政时,不仅为书院编规约数条,而且还为海东书院撰写《改建海东书院记》称,“海东书院,尤全台文教领袖”。海东书院创建后,薛士中、俞荔、董文驹、施士洁、施琼芳、杨希闵、吴文溥、谢颖苏等先后担任山长,培养出魏宏、丘逢甲、汪春源、许南英、郑鹏云等知名人士。其中,董文驹,字道实,号罗峰,福州闽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三十六年(1771)调任台湾府学教授。志载“有学行。月课生童,衡文慎甲乙,有所改窜,字画必端正;若得佳文,则优赏以鼓舞之。而训迪诸生,常本忠孝节义诸大节。虽切磋严惮,而和气仍与人可亲,望之严然,即之也温。尝兼监海东书院,督课綦严,而生童膏火,皆如数按给,毋许丁胥朘削,寒士赖之。”
  闽人杨芳系举人出身,乾隆年间主讲台湾海东书院。他一改以往“视课期为具文”的现象,严立学规,对听讲者诲之谆谆不倦,对学生作业 认真批阅,一时“士咸自励,文风大振”。闽人石福祚,於嘉庆五年(1800)以优贡捷北闱,其后多次考试却与进士无缘,遂绝意功名,前往澎湖主讲文石书院。课余笔耕不辍,著有《湖心亭新裁》、《稻香村杂著》等。还有福州府长乐人林谦光,字道牧、号芝楣,坑田村人。康熙十一年(1672)副贡生。十九年(1680)选授政和县儒学教谕,擢延平府学教授。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回归,翌年林谦光首任台湾府学教授。他笃志敦学,诲人不倦,士子咸称得师。课余关心地方文献,访问地方土著。查询山川形胜,习俗民情,收集历史资料,编写志书,二十四年(1685)编成《台湾纪略》一卷。全书约6000多字,分十五目,是台湾最早一部地方志。《四库全书总目》称“开辟之初,规模草创,故其文皆略存梗概云。”
  道光至光绪年间,台湾书院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除原有的书院规制日臻完善外,还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书院。书院教育之发展亟需德高望重之山长与主讲,众多闽籍士绅应聘台湾各书院任职。当时台湾各著名书院,如仰山书院、海东书院等均由福建学者主持或主讲。教职亦多由闽人承担。如前所述林谦光是福州长乐人、诸罗县儒学教谕陈志文也是长乐人。台湾县儒学教谕傅廷璋是南安人、凤山县儒学教谕黄赐英是晋江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各教谕、训导,遇有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调;倘或不敷或人地末宜,仍于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补。”从闽地选调教职,显然可以事半功倍,相得益彰。再如陈维英(1811-1869),字实之、硕之,号迂谷。台湾省淡水人。其父陈逊言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由福建渡海来台,捐钱兴建学海书院,教育乡里子弟。陈维英扩充学海书院。咸丰九年(1859),他更以49岁之龄考中举人,任福建闽县教谕。任期满后,纳捐为内阁中书。后退隐淡水全力助学。将闽省教育经验带到台湾,兴办乡学。曾掌教于仰山、学海两大书院,发扬鳌峰书院求实精神。著有《乡党质疑》、《偷闲集》、《太古巢联集》,未刊刻。
五、三坊七巷学者风范对台湾书院的影响
  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立于康乾之后,受鳌峰书院陈寿祺影响至深。海东书院的学规即直接仿效鳌峰书院。台湾大学教授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断言:“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陈寿祺与鳌峰书院对于台湾书院教育的影响,绝非仅限于书院管理,主要是该书院所传承之经世致用学风。乾隆以后,受理学衰落以及乾嘉汉学兴盛风气影响,学风渐变。尤其道光年间,陈寿祺受其师阮元创办的浙江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培养经史实学之风的启发,有心以鳌峰书院为基地,在闽培植朴学经世学风。其不拘一格之施教作风,使得经世之学、经史考证之学,以及诗赋古文之学等学风在书院蔚然成风,一时之间,鳌峰书院成为当时闽省及台湾学风转变之重心。乾嘉汉学的影响由此开始突显。乾隆时,纪昀与朱珪兄弟先后视学福建,注意培养通经崇古之士,由此,闽省开始出现研习考证之学的学者。谢章铤曾说:“吾闽自龟山得道南之统,而集大成于考亭,数百年来一以朱学为职志,读四子书内外注,不敢磋跌一字。……延至乾隆中叶,纪文达、朱文正相继视闽学,以淹洽倡庠序。于是高才辈出,星联霞蔚。”嘉庆初年,陈寿祺等人在京城师从于汉学大师钱大昕、段玉裁等人,与各地汉学后进相互问学,确立研治汉学的志向,并有所作为,“最后陈恭甫侍御出,以沉博绝丽之才,专精许、郑,建汉学之赤帜。先导者为林畅园、郑西霞诸公,羽翼者为万虞臣、萨檀河、谢甸男诸公。……嗟乎!千里同声,一何盛也。”
  陈寿祺在鳌峰书院采取五项改革措施。其一,变革招生方法。改变以往单据考课文艺决定优劣之法,加强对考生品行的甄别。在全省树立勤心向学向行的榜样,使“负笈者观感而奋兴,挟荚者闻风而交劝”,振奋全省之士,以挽士风。其二,严格规章。要求“严设规条,豫张告诫,约束坚明,使士皆范围于矩镬之中,优游于逊悌之路”。其三,崇经学、厉行义。改革书院旧有考课章程,“以师课之一兼课经史、古文词”,以此“宜可兴倡实学,搜获异才。”改变书院生员专习八股的情况。其四,崇礼貌,厚赏优异。建议“拔萃出群、好学不怠者,倍其廩饩,优其奖赏”。其五,严格监院人选。建议仿照以往做法,“常设两学掌择试用,令学问优者为之。”鉴于以往设斋长一职容易在院生中引发纠纷,建议取消斋长之名。改革举措卓有成效,书院再展雄风。陈寿祺在鳌峰书院掌教直到去世,共12载。林春溥继任掌教。他延续陈寿祺的做法,“教人务敦本,重立品,衡文亦必以法度,……在鳌峰最久,匠成者盖不下数百辈焉。”
  鳌峰书院之严谨求实学风影响台湾学子数代绵延不绝。该书院成为台湾学人心目中之求学圣地。《鳌峰书院志》载,书院建立后“十郡士踯膝踠足而至”,“十郡”,即闽省原有九府加上台湾府。该志书详载许多台湾学子来鳌峰求学的情况。鳌峰书院生员学成后到台湾任职者亦不在少数。截止嘉庆九年(1804),仅取得举人资格、有确切名姓记载担任台湾教谕、训导者有8人,未获功名之鳌峰生员至台湾任教谋生者更不知其数。他们将鳌峰学风传承台湾,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福建学政叶绍本坦承:“海峤之称文薮者,莫如鳌峰。”鳌峰与台湾之关系亦因之而日益密切。康熙五十四年(1715),重修诸罗县学成亦延请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撰写碑记。
  台湾学子入闽任职者不乏其人。《台湾通志》记载在清领台湾期间,全台共有80名科举人物被派往福建任职。其中进士1名、举人18名、贡生61名。有的在福建还连任数职。如进士庄文进,凤山县人,历任泉州、福宁教授。举人李维梓,台湾县人,历任闽县、安溪教谕。岁贡生林萃冈,台湾府人,历任兴化、清流训导。蔡复旦,台湾府人,历任闽清训导、漳平、永安教谕等等。尚有福建学子入台求学,科考入泮后,又返回内地参加乡试谋取功名。
  综上所述,自明清始,尤其是清中晚叶,以弘扬书院文化著称于世之三坊七巷学人即对台湾文化、尤其书院文化产生深刻影响。陈寿祺重建鳌峰书院“专精许、郑,建汉学之赤帜”之晚清汉学对海峡两岸书院教育改革更是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总之,博大精深的福建书院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绵延传承的台湾书院更令其争奇斗艳。

注释:
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76,“牡守部·教化”。
②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收入《全唐文》卷544。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③张守:《毗陵集》,卷6。收入《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宋史·地理志》。
⑤朱熹:《朱文公文集》“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⑥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⑦陈叔刚:《重建夫子庙碑记》,收入乾隆《泉州府志》。
⑧嘉靖《延平府志》卷一,《风俗》。
⑨《八闽通志》“邵武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
⑩陈一新:《赡学田碑》,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志》。
详见徐心希:《闽都书院》,福建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95-96页。
本节人物详见《福建省志·人物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林文龙:《清代台湾书院讲席汇录》,台湾文献42册第2卷,1991年。
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二。
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三韩必昌撰传,第262页。《台湾通志》,列传政绩,第461页。《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九人物志,第140页。
谢章铤:《西云记序》,《赌棋山庄全集》,文续集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85-486页。
陈寿祺:《与叶健庵巡抚书》,《左海全集》,文集卷五。第40-41、42、43页。
林春溥:《墓志铭》,《竹柏山房十五种》卷首,道光十五年竹柏山房刻本,第2页。

参考文献: 
①黄仲昭:《八闽通志》,福建省方志委标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道光、民国版《福建通志》。
③梁克家:淳熙《三山志》。陈叔侗标点,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④王应山:《闽都记》,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⑤万历、乾隆版《福州府志》。福州海风出版社,1999年版。
⑥《福建省志·人物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徐心希:《闽都书院》,福建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缪慈潮(1940~),男,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邮编:350001

 

 

作者简介:徐心希(1948~),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邮编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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