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闽都文化影响力*

http://www.fzskl.com  2013-03-05 16:59:38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闽都文化是福州居民传承与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文化谱系中一个底蕴深厚而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闽都文化是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海洋文化成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一元;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闽都文化是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全球化和海西建设的重要文化动力。
[关键词]闽都文化中华文化影响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闽都文化即福州文化,是中华文化谱系中一个底蕴深厚而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它是福州发展、海西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本研究把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相结合来探讨闽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影响力,以进一步挖掘闽都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为传承弘扬闽都文化,推动福州与海西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服务。
一、闽都文化的概念
  闽都文化即福州文化,是多元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在福州居民几千年“面向四海、建永福家园”的实践中传承与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文化谱系中一个底蕴深厚而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闽都文化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特定主体,即来自五湖四海、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各类福州居民。其包括讲福州话的福州人和在福州的永久性居民,也包括非永久性的常住居民(一般居住半年以上)。二是特定区域,即福州地区(福州十邑)。传统福州十邑是福州话方言文化的核心区,社会特别是福州广大海外乡亲对此认同极高。但闽都文化影响力远超福州十邑,对海内外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有较强影响力。三是特定历史,即福州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①
  闽都文化包含以下三个主要成分:一是海洋文化。其包括昙石山文化、闽越文化及海外文化。福州海洋文化是福州文化的“本源和根”,是同儒家文化相互渗透、竞争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二是儒家文化。福州自古是闽都,是中原儒家文化在福建的承传与发展中心。儒家文化在福州长期占据文化主流地位,对福州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三是移民文化。其包括侨乡文化。福州是一个古老的移民社会、著名的侨乡,移民的迁入、迁出贯穿福州开发与发展的整个过程。移民及其文化是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闽都文化的承传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闽都文化是多元一体文化,福州的海洋文化、儒家文化和移民文化是三个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与交融的文化。闽都文化的核心特质与现代精神是“海纳百川、开拓永福”,即“开放包容、团结开拓、务实创新、居安思危、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精神。
二、闽都文化是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福州自古就是闽都,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闽都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谱系中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促进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和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闽都文化这一历史影响力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促进海洋文化成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一元;二是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发展;三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孕育和推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
(一)促进海洋文化成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一元
  福州位于东海之滨,闽江之口,以海闻名,也因海而载入史册。《山海经》称“闽在海中,闽中山在海中。”(闽中指福州)②福州自古就是闽都,福州古城“越王城”亦是处“大泽中”,四面皆江水,为海岸大湾坞。③背山依江面海的文化生成地理为福州海洋文化成为福州的“根”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集大成者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闽都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集大成者
  (1)福州是中国少有的数千年持续繁荣发展的港市
  与宋元的泉州港、明末的漳州港(月港)、清代的厦门港等鼎盛一时不同,福州自汉以来,一直是中国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国际性港市之一。汉时,东治(福州港)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唐时福州为中国三大港市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宋时与泉州同为中国四大港市之一;在元时泉州港成为世界性大港之时,福州港依旧是中国繁荣而重要的国际性港市;明时福州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基地和朝贡贸易的主要港市;清时船政及其学堂设于福州,福州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基地和对外重要通商口岸。④
  (2)福州是中国海洋科技与工业中心
  造船与航运技术水平决定人们与海洋互动的深度与广度,是海洋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福州自古就以出色造船与航运闻名。福州古人便“以船为车,以舟为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⑤长乐吴航头自古就是造船基地:春秋战国,“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三国“吴以会稽南部都尉属设建安郡,置典船校尉,集结谪徙者在此造船”(260年),“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274年)。晋王朝于连江设“温麻船屯”,营造航海船舶。唐代福建造的船容积大,可运米数千石。宋、元、明时期,福建造船业在全国首屈一指,“海舟以福建为上”,⑥“福匠善守成,凡成船之格式赖之”。⑦宋明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造,明代福州是使船、册封船、抗倭战舰的制造基地。明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多福州人),令往来朝贡”。⑧明郑和以长乐为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清马尾船政创造了诸多中国近代造船与工业之最。
  (3)福州的海洋宗教与海洋民俗丰富发达
  福州海洋民俗与海洋宗教相伴随。与福州丰富发达的海洋活动相适应的是同样丰富发达的海洋宗教与海洋民俗。这可以从以福州为申报地的海洋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反映:福州陈靖姑民间信仰习俗、马尾—马祖元宵节俗、福州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等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陈文龙信仰民俗、福州疍民渔歌、福清新厝车鼓舞、长乐琴江台阁、福州永和鱼丸制作技艺、滩涂泥撬制作工艺、福州民天虾油制作技艺等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连江文武太平王民俗、长乐马头林闰端阳龙舟竞渡传统习俗、平潭藤牌操等众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福州先进的海洋意识与优秀的海洋精神
  海洋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如养殖、造船和航海等技术,虽然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被更新,但是这些知识能被实践转化为另一种海洋文化即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保留下来。福州人对海洋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海,福州人生存、发展之道之所”。福州人的“以海为田”,除“围海造田”、海上渔商外,还包括移民海外。福州海洋意识还包括源自汉时闽越王弟余善“不胜,即亡入海”的海洋政治(军事)意识。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调遣两路大军准备合击闽越时,闽越王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⑨综合历史分析,福州在南宋末和明末两次成为流亡王朝的临时都城和明时成为郑和下西洋基地,都与福州“不胜,即亡入海”的海洋政治文化和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相关联。中国近代以海权为核心的海洋政治的形成也是以福州海洋文化和海洋政治(军事)意识为基础,以福州船政设立为标志。
  福州海洋文化承传了闽越文化、中原(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侨文化及海外文化的优秀传统,形成了“海纳百川、开拓永福”核心人文特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项核心精神:
  ①“海纳百川、开眼看世界”的开放包容精神;
  ②“同舟共济、开拓四海”的团结开拓精神;
  ③“以海为田、崇尚商贾、师夷长技”的务实创新精神;
  ④“恋祖爱乡、居安思危、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忧患意识与民本爱国精神。⑩
  2、福州是中国海洋政治与军事中心,是中国海洋文化政治化、主流化中心
  在历史上国家与地方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综合利用福州丰富海洋文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目的。春秋战国,长乐吴航“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航因此得名),三国“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晋王朝于连江设“温麻船屯”,营造航海船舶。唐初王义童招抚福州“泉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晚唐五代,王审知设“榷货务”、开发“甘棠港”、招蛮夷商贾、增避海外航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宋明“使船”皆为福船或取闽材按福船造。明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多福州人),令往来朝贡”。明郑和以长乐为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清朝设船政及其学堂于马尾。福州成为中国海军摇篮。从结果看,这些政策措施都得成效。上层统治者对福州丰富海洋文化利用是综合的,不仅有前述的海洋贸易、海洋科技与工业,还有海洋宗教、海洋意识与精神等,这可以从朝廷对妈祖、临水夫人及陈文龙等民间海神信仰的册封来反映。以妈祖为例,明郑和在下西洋时就对妈祖进行高规格、高频次、大范围的祭祀,明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年),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据统计,宋元明清各朝对妈祖的册封多达40多次。实际上,统治阶层对福州丰富发达的海洋文化的利用过程,是作为区域的民间的海洋文化向上层社会文化渗透的政治化、主流化过程,是统治阶层海洋意识特别是海权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海洋政治及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过程。清朝设船政及其学堂于马尾标志着中国海洋文化的主流地位初步确立。
(二)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发展
  闽都文化吸收了移民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多元开放包容,丘陵地理碎状的多元兼蓄及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美其所美的宽容,塑造出海纳百川、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质,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发展:促进佛教流行与中国化及中国化佛教对外传播;促进新儒学(闽理学)的形成与传播;促进儒道佛多元融合的中华民间信仰与习俗的形成与传播。
  1、促进佛教流行与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对外传播
  佛教于西晋之际传入福建。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在无诸旧城(即今福州)兴建的绍因寺,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个寺院。唐代福建佛教开始兴盛,自五代王审知全力扶持佛教“佛法独盛于其时”之后,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明人蔡清)。而福州则是福建佛教中心。宋庆历年间,福州地区佛寺达1625座,宋福州太守谢泌曾赋诗曰:“湖田种稻重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今天,汉族地区佛教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142座,福建占14座居全国第一,而福州占6座(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瑞峰林阳寺、金鸡山地藏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在全国城市中仅次于7座的西安和北京。福州可谓是中国的“佛都”。福州自唐代开始就名刹林立,高僧辈出,一些高僧如怀海、希运、隐元等对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对外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唐代福州长乐人怀海进一步发展了马祖道一的禅学思想,并制定一整套不同于大小乘戒律的《禅门规式》:不立佛殿, 唯法堂,否定他力信仰及佛祖崇拜,提倡依法而住和生佛平等;确立普请法,倡导“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将禅修劳动化等,融汇了中国传统墨法儒道文化的精华,进一步促进佛教中国化,极大地促进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希运力倡“心即是佛”之说,开创临济宗。中国化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福州是中国化佛教的对外传播基地。自唐代开始福州成为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佛教交流的重要节点。明永历八年(1654年)福清隐元携弟子30人东渡日,不仅带去了中国佛教,创日本黄檗宗,也带去了中国文化,被谓为“黄檗文化”。光绪年间,福州西禅寺微妙法师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弘法;涌泉寺妙莲法师到南洋弘法,并在马来西亚槟城创极乐寺;民国时,福州西禅寺永心、醒觉到越南将二府庙、观音庙合并为西禅寺下院,以后西禅下院寺僧又在越南创南普陀寺。印尼西禅寺与福州西禅寺是廨院与祖庭的关系。此外,榕台佛教关系密切,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和黄檗山万福寺对台湾佛教有重大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福州(福建)佛教昌盛并与儒学关系密切,对闽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宋明理学是在改造了的儒学与中国化佛学相糅合基础上产生的,二程宣扬的“理”,即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采自禅宗和华严宗的思辨。福州佛教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寺庙兼有官驿与书院功能,士大夫与佛教界交往密切。五代闽国王氏治闽就是儒佛并举,在大力发展教育时,也全力扶持佛教。如光化三年(900年),王审知在福州乾元寺开坛,度僧二千人;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928年)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二万人等。抗金名臣李纲罢官回福建就居游于福州各大名寺;朱熹也常游福建各大名寺。福州儒佛的这种关联性促进了闽理学家刘子翚、杨时、李侗、朱熹等精研吸收佛学思想,创建集中国理学之大成的闽学。
  2、促进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与传播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道、佛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福州在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与传播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开理学先河,成为理学传播重镇。北宋仁宗时期是理学的萌芽阶段。福州人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海滨四先生”注重对儒家经典研究,不重训诂重义理,提倡儒家道统,宣扬儒家“尽天知性”之说,强调儒家伦理常纲,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热衷于授徒讲学,名闻天下,成为宋理学先驱。在四先生中,陈襄最为重要。全祖望评价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程、张,为前茅焉。”四先生之后闽理学者杨时赞誉陈襄“以经术德行为一时儒宗”,朱熹称陈襄“为海内文宗”。“海滨四先生”开闽学先河,杨时、从彦、李侗等闽学先贤再承传周敦颐、张载及程颢、程颐的理学,朱熹集其大成,闽学成为国家主流理学——准国家宗教,闽中便成为“道南理窟”。福州自古闽都,书院林立,文教繁荣。朱熹和他的学生在福州地区办过许多书院,尤其是福州人黄榦,朱熹的传人及女婿,以继志传道为己任,孜孜不倦聚徒讲学。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据统计,宋代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7144人高居全国第一,福州2799人,约占全国1/10,出现了进士“一榜三鼎甲”全系福州人,永泰县七年三状元的罕见现象。
  3、促进儒道佛多元融合的中华民间信仰与习俗的形成与传播
  福州民俗的绚丽多姿可用“十里不同风,一乡有一俗”来形容,福州荟萃了中国民俗的许多精华。福州儒、道、佛乃至摩尼教都经过福州本土化(移民与海洋活动)融合与再造,福州民间神灵信仰是道教融合儒佛的民间化、世俗化与福州本土化多元糅合的产物,是儒道佛三合一的民间宗教。福州民间信仰,除了在各阶层都兴盛的风水和祖先崇拜之外,还广泛存在各类看似纷繁芜杂的民间神祗信仰。即如传教士卢公明所言:“许多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真实的与虚构的偶像都成为中国(福州)人崇拜的对象。”如具有闽越文化象征意义的蛇崇拜,发源兴盛于福州并在北闽、北东南及台湾广泛存在的瘟神——五帝信仰,以及前述的与福州江海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系列海神、水神信仰。其中的妈祖、临水夫人、陈文龙等既是本土圣贤信仰的代表,又是海神信仰的代表,而且,南宋状元宰辅抗元英雄陈文龙信仰,还是本土圣贤儒神信仰的代表。福州儒道佛等多元融合的风水、祖先与圣贤崇拜等民间多神信仰习俗盛行,反映了福州人浓烈的崇福惜福、尊祖恋祖、崇贤乐善的价值取向,促进闽都文化恋祖爱国爱乡、乐善好施人文精神的形成与传播。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民俗相伴随,而且具有很强的人神共娱特征。这可以通过福州城乡盛行的具有很强娱乐性的谢神酬神民俗及福州斗堂活动来体现。这种特征也增强了民间信仰习俗的生命力与传播力。其中,妈祖、临水夫人、陈文龙等多元融合的民间信仰习俗不仅走向全国及海外,并与台湾、东南亚联系密切,与海外华人联系密切,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说,闽都文化促进儒道佛多元融合的中华民间信仰与习俗的形成与传播,同时也促进了以“仁(人)本爱国”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1、促进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自汉以来福州港就成为中国海上贸易重要港市,唐时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市。与发达的海洋贸易与海外移民相伴随,自汉以来福州就是海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福州海外侨民宋时引进占城稻与明末引进番薯,都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种植结构。尤其是番薯引种与推广不仅对福州、福建乃至对中国都有“荒不为灾”的作用,是我国人口由明代极盛六千万,到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的最重要的原因:“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明郑和下西洋以福州为基地。明末叶向高与艾儒略“三山论学”开启中西文化对话。明末清初,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被日本称为“黄檗文化”。福州古代海上中外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与丰硕成果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福州船政及其学堂的设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2、推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中国进入了以“海权”为核心的海洋政治时代。福州船政及其学堂的设立,说明中国近代以“海权”为核心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政治形成。近代科教文化摇篮的船政学堂的创办(1866年)则标志着以科举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主流化机制失效,儒家文化开始边缘化,标志着科学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核心主题。“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福州船政与船政学堂创造了许多第一: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河;近代先进科学技术之倡首;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专科学校即高等职业学校,创立留学生制度,派遣中国第一批成人留学生);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中国制造肇端之地;中国现代航空业的萌生地;制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国际标准(罗星塔水准零点)等。与此同时,船政孕育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另一核心主题——民主,孕育出严复等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以沈葆桢、严复为代表的船政人物充分体现了福州船政文化“民族自强的爱国创业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拓开放精神,勇攀高峰的科教创新精神”。可以说,福州海上中外经贸与文化交流优势与船政及其学堂进一步使福州近代士子成为“海洋士子”,进一步促进“晚清风流出侯官”现象的产生: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旭、林觉民、陈季同、林纾、王寿昌、黄乃裳等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学、外交、思想、翻译等一个或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风流人物。
三、闽都文化是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全球化和海西建设的重要文化动力
  闽都文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更是一个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现代文化。当今是开放的、全球化的海洋时代,海洋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在于江海”。福州海纳百川、开拓永福文化特质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具有实践意义。福州中外海上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与丰硕成果尤其是福州丰富的“海、侨、台”文化资源,是福州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全球化与海西建设的重要动力。
  侨是文化,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侨力是文化力,是国力,是我国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对外开放是从沿海侨乡开始的。改革开放后,福州因独特的“海、侨、台”资源优势,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福州创设了具有全国示范引导意义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台商投资区、平潭综合试验区以及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和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等。福州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对台前线”迅速蜕变为改革开放与对台合作发展前沿:利用外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台合作发展的先锋。截至2007 年底,福州市外商实际投资136.24 亿美元,其中,侨资超过70%;外资企业从业人员42.91 万人,占福州城镇从业人员的46.5%,工资总额89.02 亿元。福州市每年侨汇达数十亿美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的海西战略是国家区域发展与对台合作发展相统一的战略,是一个为两岸、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战略。海西战略的提出、平潭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是福州“海纳百川、开拓永福”精神的具体体现。可以确信,遍布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万福州海外乡亲,过去是将来也是福州乃至中国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福州、海西的对外开放与对台合作发展始于“海、侨、台”,成于“海、侨、台”,壮于“海、侨、台”。
 
注释:
①④叶钦地:《海纳百川、开拓永福——闽都文化的核心特质与现代精神》,《福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卢美松:《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69页。
③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8页。
⑤卢美松:《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04页。
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转引自傅朗《福建与郑和下西洋的船只》,中西文明的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4年。
⑦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1970年,第274页,转引自赖正维《古代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向外传播述略》,中西文明的交融等兴衰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4年。
⑧福州“郑和下西洋与福州华侨华人”课题组:《郑和下西洋与福州海洋文化、海外移民》,林晓东、巫秋玉主编《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241-261页。
⑨《史记·东越列传》。
⑩叶钦地:《福州海洋文化与福州精神》,《福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田真:《论海峡西岸的妈祖文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3月。
释本性:《福建佛教概况》,《法音》2000年第01期。
崔奥飞:《百丈怀海的禅学思想与<禅门规式>》,中国民族宗教网,2011年9月19日,http://www.wuys.com/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4327 。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
杨时:《杨时集·清城学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朱熹:《朱文公文集·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卷八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美国]贾志扬John W. Chaffee:《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转引自赵君尧《试论闽都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福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美]卢公明著,陈泽平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08期。
卢美松:《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船政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9月,第5页。
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船政文化纪念册》之《船政之最》,2005年。
张作兴:《弘扬船政文化精神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2月,第VII页。
习近平:《在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上的讲话》,1994年5月26日。
福州社科院课题组:《侨文化与闽都文化——兼议闽都侨文化建设》,《福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福州“华侨华人与两个先行区建设”课题组:《培育和发挥侨力的若干建议》,福州市社会科学院《2008科研成果选编》,2009年。
叶钦地:《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的现状与对策》,《福州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2011年福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课题
作者简介:叶钦地(1972~),男,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邮编:3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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