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教会学校的历史演变及对福州教育的影响

http://www.fzskl.com  2013-03-06 09:50:13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福州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同样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初期阶段,在这段时期里,美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相继在福州创办了各式的学堂、学校,这些学院的创办更多地体现了中西文明的大融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办学规模,展示出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在课程设置、学习氛围、教学形式、师资力量、教育理念等方面所总结的经验至今仍然光彩熠熠,在多元化背景下的今天,它对福州市的文化教育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会学校人才培养福州发展


一、清朝末年福州各式教会学校的兴起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清朝代表耆英与英国璞鼎查在虎门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作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其第一条中规定“凡议准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①,自此,福州被迫对外开放,作为其中一个通商口岸,随后依据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中的规定:“洋商租地后,得修建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及会堂。”②外国军队、商船便纷纷进入福州,传教士也随即涌入,开始传教,新学便由此兴起。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柯林斯在福州创办一所男童学塾,收得学童8人,这是第一所教会办的学校。”③至此以后,各国教会所创办的学校、书院、小学、中学、大学、慈善机构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层出不穷。
1 幼儿教育的设立
  在幼儿教育方面,最早办学的时间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基督教美以美会(后称卫理公会)女布道士娲标礼、娲西利姐妹在福州仓前山开办毓英寄宿女校及附属保生堂。”④在民国初期,在由教会创办的幼稚园中,较为出名的有:“民国4年(1915年)美国人安毓明在鳌峰书院旧址设立的幼稚园;同年美以美会在花巷设立的尚友堂幼稚园;民国12年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在洪山设立的永生幼稚园;民国17年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在东门设立的尚德幼稚园等。”⑤这些教会办学的幼稚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均由中国人民救济会福州分会接管,幼稚园均改名为幼儿园。
  在课程设置方面,教会所办的幼稚园多仿效欧美设置课程,有晨会(即宗教活动)、算术、自然、语言文字、绘画、唱歌、游戏等。建国后则结合政治形势进行“单元教学”,53年后对课程设置进行了不断地修改。教材的使用上多采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欧美教材,以宗教故事教育为主,教授赞美诗,在玩具、图片以及环境的布置上都与宗教产生不可分离的联系。然而教会学校主张个性自由发展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游戏和活动。建国后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在德育,智育,体育以及美育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小学教育的设立
  在小学教育方面,“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柯林斯在福州创办一所男童学塾;基督教在福州南台保福山教堂附设一所学塾;道光三十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他的妻子在福州仓山创办一所女塾;咸丰三年(1853年)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南台保福山教堂附设基础上创办可寄宿的学塾;同年,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在福州保福山创办女塾;咸丰九年(1859年)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仓前山创办毓英女学塾;同治三年(1864年)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在福州乌石山办安日间女学堂。”⑥这些由西方教会所创办的学塾,在进行宗教传播的同时,也进行基础的文化教育,如读书识字,传授基础的历史、地理、科学知识,丰富学生的见识,拓展学生的视野,以达到小学的水平。民国成立后,这些学堂均改称为学校,民国十六年(1927年),“福州各教会办的小学开始向中国政府办理立案手续。”⑦
  在学制和课程设置方面,教会学校拥有自主权,自定教授内容、课时。主要引进了西方小学课程体系,其中包括圣经、英文、算术、地理、修身、尺牍、图画、手工、音乐等科目。每天早晨以及星期天都要参加宗教仪式,定期举行考试,严格教学管理制度,丰富课程安排,与传统单一的私塾课程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教学形式也同样使得学生的学习生活充满乐趣。
3 中学教育的设立
  在中学教育方面,“清同治三年(1864年),基督教公理会在福州保福山创办的寄宿学校小学性质迁至于山北麓,改办福州书院,(今福州第五中学),是福州近代最早的普通中学。”⑧,“此后,西方教会有在福州陆续办起多所中学。如基督教公理会在保福山美部会妇女学校基础上创办的保福山女书院、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鹤龄英华书院等。”⑨,“从民国1年(1912年)至民国16年,福州教会办书院逐渐改称私立中学或学校(中、小学合办)。如圣马可书院改称私立三一学校,榕城格致书院(即福州书院)改称私立格致中学,保福山女子书院改称私立文山女子中学。一些教会办小学,如扬光学校、陶淑女子学校、毓英女子学校、寻珍女子学校、进德女子学校等,也先后增设中学部,成为中小学合设的私立学校。”⑩“民国16年(1927年),福州大、中学校的学生掀起大规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福州各教会办的中学陆续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据当时国民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私立格致中学,班级数3个,学生数211人,教职员数41人;私立鹤龄英华中学,班级数8个,学生数458人,教职员数50人;私立三一中学,班级数9个,学生数187人,教职员数27人;私立文山女子中学,班级数6个,学生数90人,教职员数13人;私立华南女子学院附属中学,班级数4个,学生数175人,教职员数26人;私立陶淑女子中学,班级数6个,学生数113人,教职员数36人;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班级数3个,学生数141人,教职员数14人;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班级数3个,学生数54人,教职员数18人;私立进德女子初级中学,班级数3个,学生数42人,教职员数10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各中学陆续迁往内地,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福州继续办理。建国后,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接管。
  在学制上,福州各教会办书院各行其是,传授课程以圣经为主,兼习英文、汉文为宗旨。同时设置“八钱、化学、生物、格物和天文等。”教会学校均采用美、英两国学制,大量引入西方课程,采用英文授课,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间接地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的科学技术型人才。建国后在教学科研上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改革实验方式,普及德育、计算机、社会调查,加强课外体育活动。教育教学事业得到发展,并取得一定成就。
4 高等教育的设立
  在高等教育方面,“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女子布道会派人到福州调查筹设女子大学。光绪三十三年成立董事会和指挥部,租用仓前山倪厝弄民房创办华英女学堂。”“民国22年六月,教育部批准以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名称临时立案。翌年6月批准永久立案。抗日战争期间迁南平。抗日战争后迁回福州,1951年省人民政府接办”“清宣统三年(1911年)世界基督教大会教育组主席高绰约翰征得福建基督教美以美会、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归正会以及ChurchMissionarySociety、LondonMissionarySociety6个公会同意,各派一人筹建ChristianUnionUniversity。民国四年(1915年),基督教美以美会、公理会、英国圣公会,联合成立董事会,以俾益知(W L Beard)为董事长,庄才伟(EdwinChesterJohns)任主理,在福州仓前山观井路美丰银行旧址创办私立福建协和大学,英文名FukienChristianUniversity。”“1951年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接办,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合并,改名福州大学。”“1950年9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改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为福建师范学院。1952年8月并入福州大学,迁仓山长安山,1972年改名福建师范大学。”
  民国时期,私立协和大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学制均为四年。私立协和大学与1922年设立3个学院,分别是文、理、教育。民国23年改设文、理两个学院,抗日战争期间迁至南平邵武,设置3个学院10个系别。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民国28年设立文、理两科,民国29年设立音乐专修科,民国30年设立家事教育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中西一体化的办学理念,对于福州的教育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此期间,“私立协和大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加强课堂讲授、实验、自学指导、科研训练、多采取注入式教学。”1945-1957年间,均运用苏联教育工作的模式,引用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
二、教会学校的教学特色、办学成就及其性质
1  教会学校的教学特色
  这一百多年来,教会学校经历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民国时期的辛亥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抗日战争的侵略、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建设阶段;从一间私人住宅走向宽敞明亮的大教室;从传教士的教育到专业化师资力量的引进;从学文习字到现代化教育模式;这一百多年来,教会学校在教学宗旨、教学理念、教育模式、教学水平、师资力量、办学规模等方面,均有了显著地改善和提高。
  (1)严格教师的聘用考量标准,培育高质量的教员
  纵观教会学校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教会学校,其教学质量普遍都达到较高的标准。早期的教会学校中,教师大多由传教士担任,偶尔也会聘请一些当地的文人和私塾先生来讲授国学,“担任汉文、读经、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学,称汉教习。”在民国时期,为了提高和保证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教会学校改变了师资力量的组成模式,所聘用的教师,学历均在本科以上,除了教授英文课的传教士以外,甚至不乏有一些留洋归国的硕士和博士前来任教,讲授科学文化知识。这些教师一般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以及相关领域的高等学历。“教会学校的中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52%,基督教大学毕业的教师又占了78%。同时,还实行了专任教师的制度,专任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2%。”这一时期,教会学校中,教授外语课程的师资力量雄厚,水平较高,并且外籍教师占绝对的比重。“民国38年在全省被调查的32所基督教会中等学校中共有外籍教职员51人,他们多数担任英语课教学,其他分别担任医学课(7人)、宗教课(2人)、音乐课(2人)教学,这些课程也是用英语授课。民国22年,福建协和大学教师28人,外国籍8人;到了民国38年春季,该校共有64名教职员,其中外籍教员11名,担任外语科目的外籍教师就达6人。除了相当数量的外籍教师,本土外语教师开始并不断的加入教师队伍。”“教会学校还吸收了不少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到其校任教,他们的英文口语、听力、英美文学鉴赏等大都胜于同时期公立中学的英语教员,教学水平甚至高于外教。”在师资力量的配备方面,教会学校重视运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不论是本土的教师还是外籍的教师,包括福建基督教师范教育毕业的正规科班师资,甚至是留洋的人士,都需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考量,以确保所聘用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自身文化修养,能够满足教学的要求,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从而提高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
  (2)重视外文教育,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如果把聘用外籍教师以及留洋归国的研究生为教师作为教会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的话,那么对外文教育的重视可以算得上是一大创新型的教育理念。“在外国人主政时期,英华突出的办学特色是特别重视英文教学及实施浓厚的宗教教育。开设多门英语课程(如基础英语、英语会话、英语泛读、英语修辞、英语文选等),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用英语进行课堂教学。”,在教会学校中,英文的教授按照难度,把听、说、读、写四个项目划分成四个不同的等级,循序渐进,更加有利于学生英语基础的夯实。同时,我们不难看出,教会学校把英语教学与其他科学课程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使用美国、英国同等级的英文原版教材,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口语的交流,这样的方式能够使得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将英语学以致用,更好地运用所学的英语技能。再加上高素质高水准的外文教师的授课,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有效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加学生的见识。
  对于外语的重视和教育不仅仅在教会中学中得以体现,在教会大学中亦是如此。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来说,“学校开办的文、理二学院,均以英文和宗教科目为重点。英文科有讲读、写作、英国文学史、英文教学法等,并要求学生用英文诵读剧本、诗文等。”学院自成立开始,就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计划,按照美国的学制,主要教授英语课程。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都必需修英文课程,就连非英文专业的学生也将英文列为必修课,可见其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样,协和大学一样重视英语教育,外国文学系除了主修英文外,还需要修习德文,其余系别不管文科还是理科,都须修外文学分,修满学分才可毕业。
  (3)引进西方教学方法,注重课堂内外教育的相结合
  在清朝末年,福州各教会学校就已经开始使用直接教学法,注重课堂内外教育的相结合,主张、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开放。协和大学“校中完全是美国风气,中国意味极为薄弱,……校内常常说英文,对美国人说英文,中国人自己之间也常常说英文,开起校务委员会来,用的完全是英语。”“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章程》明确规定:要求学生每月举行一集英语演说会,‘以英语演说、辩论、讲述古事,以至于游戏议事,亦并用英语,以资练习。’”学校开展这些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英语交流学习氛围,能将英语学习融入课外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得英语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教会学校在办学中处处体现中西结合的原则,将西方先进的教学制度、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教师任免制度引进中国,还带来大量的原版英文图书,传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拓宽视野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科学应用水平。并且在英文教学中,寓教于乐,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外语水平。并将外语应用到其他学科以及生活当中,使得所学知识能学以致用。
  (4)课程设置中西结合,力求适应教学需要
  教会学校的课程主要有宗教、儒籍、自然科学。宗教分宗教灌输和宗教训练,即课堂上的说教和课外的仪式如弥撒、祈祷、礼拜、集会等。儒经课主要讲解四书五经,一方面进行道德说教,一方面培养汉语的读写能力。通常由信教的儒生教学。自然科学包括数学、测绘学、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植物学等。 早期为迎合不喜洋文的心理,很少开始英语课。后因对英语人才需求增加,逐步重视。学校除采纳传教士所译外国书籍,还有不少自行编译教材。其中不少通过当时美华书馆和傅兰雅创立的格致书室印行。有些课本也为早期中国新式学校所采用,尤其是科技方面的。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于上海举行,各教派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韦廉臣、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黎力基等为委员。教材还广赠传教区私塾。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职能扩展到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狄考文任首任会长。
2 教会学校的办学成就
  (1)新学的引进和女学的开创
  福州教会学校的创立,除了在人才培养方面为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有学、有志之士外,其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新学的引进、女学的开创、社会发展等方面。
  首先是新学的引进。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教育上依旧实行科举制度,然而在教会学校中,传教士们完全摒弃了封建教学模式,运用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注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加的科学和人性化,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制度和文化知识,这些举措无疑加快了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教会学校的兴起虽然对传统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它在新式教育模式上充当着建设者的角色。教会学校作为吸收西方文化的一种渠道,为学生见识的开阔提供了便利,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诞生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为福州近代教育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女学的开创。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自古教育都被默认为是男子的权利,让女性接受教育与中国传统封建教育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对封闭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更是一种反常规行为。教会学校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观念的抵触,然而传教士则利用福州开放的基础和福州人的经济眼光与求学传统,在国外大笔善款捐赠的的经费支持下,得以免收学费、提供膳宿生活。“教会致力于大量开办女学,并对入学者实行天足,这大大冲击了当时福州的封建礼教习俗,对妇女走出家庭,以及女子教育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教会学校的兴办,使得女性得以走出家门,改变了依附男性而生存的状况,扭转了重男轻女的风气,破坏了封建旧女教,动摇了封建陋习和不合理的制度。
  (2)教会学校为福州培育出许多优秀人才
  自1848年福州第一所教会学校创办以来,至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教会学校引入西方的教育模式,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各行各业的人才,谱写着他们绚丽多彩的篇章。在教会学校众多杰出桃李中,有着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在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志士有:林森(辛亥革命元老、前国民政府主席,1881-1886年就读于英华书院)、黄乃裳(辛亥革命先驱、前孙中山元帅府高等顾问,1910年任福州英华书院教务长)、林之夏(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师师长,1901年就读于英华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在抗日斗争中英勇战斗的烈士数十人,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抛洒出了满腔的热血。同样,在科研工作岗位上闪烁的耀眼光芒的院士有:侯德榜(化工专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03-1906就读于英华中学),陈景润(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1950年就读于英华中学),王铁崖(法学家,国家法研究院院士、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25-1927就读于英华中学),沈元(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华中学1935届校友),高由禧(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华中学1938届校友),陈彪(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8-1940就读于英华中学),王世真(核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届格致中学校友),陈建生(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届格致中学校友),刘应明(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4届格致中学校友),陈懿(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届格致中学校友)等数十人。当然在台湾工作的还有:王世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委员,1930届英华中学校友),刘广京(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华中学1938届校友)等。
  (3)促进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
  福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如果说其是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那么教会学校则是中西交流的重要产物。新学课程的开设对于封建旧教育来说,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冲击着传统教育。教会学校不但提供了学习平台,还为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让这些学生走出国门,亲身感受外面的世界,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样,教会学校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在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教会学校的学生总是走在最前,站在最高。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收回教育权活动,不论是武昌起义还是抗日战争,教会学生总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福州的发展和变革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3 教会学校办学的性质
  尽管教会学校在福州扮演着创新者、改良者、推动者的角色,展现出其光辉的形象,但是教会学校同样进行着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对于文化的侵略、对于宗教的传播,以及巩固其在华侵略地位。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同治七年(1868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中,必不可少地一门课便是《圣经》,最早主要是学习“白话字”圣经、真道问答、圣诗等。在这些教会学校里,宗教气氛极其浓郁,宗教思想的灌输还具有强制性,祷告、礼拜的形式则是必须的。一些教学和课程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虽然聘请了当地的私塾先生,开设了汉语课,学习《论语》、《孟子》、《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但这些国学汉语课程在教会学校中影响很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受聘的私塾先生、汉语老师经常无课可上。福州三一学院还规定,若不入教则得不到毕业文凭。寻源书院第二任主理毕腓力指出:“本校最注意的是学生零性的发展,所以《圣经》是学校最重要的课本,每天学习它的时间比学任何其他书都多。”在教会学校其他课程的设立中,大量存在贬低中国形象的言论,直接美化英美等国,从而培养年轻人崇洋媚外的心理。
  事实上,教会学校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培养科技人才促进中国的发展,而是在于培养殖民事业的高级人才,垄断经济、政治、文化,进入中国统治阶层,最终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进而通过科技与宗教联盟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殖民统治的范围。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手段的性质依旧没有改变。教会学校的不断创办,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教育主权和教育体制的蔑视,以及妄图使用教会文化取代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野心。
三、教会学校的创立对福州近、现代教育带来的影响
  教会学校的设立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这些学校的创立带来的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思想完全不同的教学理念。在校园文化、教师聘用、学术氛围、课程设置、课余活动、教材使用等方面都对福州现代教育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1 个性化校园文化的形成
  从教会学校选址建设方面可以看出,学校的校园文化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点,按照学生不同的性格,有些学校始终遵循基督教会的宗旨,有的学校重点培养技术型人才,有的学校则是培养音乐、美术、手工等方面艺术型校园。教会学校校园文化上注重开阔学生思维,解放学生的个性。教会学校中这种以个性化为特征的隐性环境的培育, 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方面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学生在这样的校园文化中,他们的灵魂深处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无比自豪, 从而诞生奉献精神, 这就构成了健全人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如今福州的学校更应该充分了解本校的历史根源,文化底蕴,针对本校学生的个性特点深入研究校园文化的发展方向,挖掘校园文化的内涵核心,呈现出个性鲜明的办学理念,对师生进行熏陶、陶冶和传承,使之发扬光大,为师生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校园文化。同时也要适当吸收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追求,从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校园文化环境,进而避免在制度、教育、环境等各方面统一化的局面。
2 中西合璧的教师聘用制度
  在教会学校中,教师的聘用均按照一定的制度进行,对于教师人才的选拔也有严格要求。学校师资力量一般分为几类,第一、传教士,作为第一批进入福州传教的宣讲师,主要传授圣经和英文课程。第二、科举出生的文人,私塾先生,教授汉语,儒家经典著作等。第三、师范类毕业生,由教会师范院校毕业的优秀人才,大都在教会学校任职。第四、归国留学生,大都在国外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第五、国外教师,一些教会学校与国外学校交换教师,互相学习交流。这样的师资队伍组成模式,为教会学校的教学提供了基础保障,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这也是教会学校始终走在教育事业前端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在不同时期培养出了各领域的优秀人才。
  事实上,学校聘请来榕从事外语教学的外籍教师是否都来自国外的名校,是否都曾拥有一定的外语教学经验,这些硬性条件都有待考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外籍教师在符合了上述两个条件后也不一定能够在榕从事教育工作,其原因在于他们离开了他们生活的土壤,在榕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校园,新的环境,新的授课对象,新的教育制度,从国外移植来的教师有可能出现在榕“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在现在的外籍教师聘用制度条件下应该加强外籍教师在榕的教学实践,为其提供实践平台,为其提供德才兼备的培育,使之能够在短时期内适应本土的教学环境,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事业。
3 寓教于乐、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
  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础语言的教育,基本科学技术的传授外,还有许多动手实践课程,如园艺、家政、农技等科目,这样的课程安排能够更好地将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不脱离实际,注重学习与实践的相结合。另外,教会学校还安排大量的时间用于课外活动,不仅鼓励学生参加课余活动还安排教师进行指导,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水平,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思维,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开设体育课程,每个学生自入学到毕业都必须修完体育课程。因此,体育运动成为教会学校的优良传统之一。
  现在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以致用的原则,变成了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基本为了考试而学习,除了体育、音乐、美术课程开设以外,基本每个学年都只有一次的军训和社会实践活动,这样的频率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当中,这样子会导致学生产生学习无用论的想法,这也将严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外活动的减少使得原本乏味的理论课程变得更加枯燥,每个学生都成为学习的工具,绝大多数的学生变得只会学习,把学习和生活二者孤立起来,在现实生活中的团队意识也逐渐淡化。因此,教会学校中寓教于乐、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为榕所有学校提供了参考、借鉴的依据。
4 复合型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会学校从学生入学之日起,就要求学生参加所有课程的学习,学校重视全才的培养,要求学生文理兼修,才德并重。学校把所有科目按类别分成几组,学生除了学习必修课程之外,还需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修几组其他科目的课程,由于教材均用英文编写,那么,扎实地掌握外语水平成为了文理兼修的前提条件,也为科学技术型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会学校中,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实行严格的成绩考察和升级制度,只有在修满规定的学分后方可毕业。
  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对于语文、数学、英语的考核占主导地位,初中的学习中,其他科目均作为考查课参加考试,升学则只对三科主干课做出硬性规定。而高中的学习中,按照文理分科,学生并未对所有科目有较深的了解。在大学中更是重在培养专业性的人才,而忽视了对其他学科的认知。因此,在榕所有学校中都应该制定出对于非主干课程的教育考核制度,深入研究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更多地培养复合型全面人才,为福州市的发展做出贡献。
  福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在清政府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通过教会学校较早的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对国外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深厚的认识,从中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对于城市的发展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教会学校在其性质上具有文化侵略的本质,并进行宗教的传播,但是其对于新学的引进,对于福州教育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教会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在各个时期对福州发展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尤其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模式,创新精神,人才培育,从幼稚园到大学各个阶级的系统的教育制度,为福州乃至全国的教育都起到了借鉴作用,推动了福州教育事业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补充条约《虎门条约》。
②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③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教育大事记(308-1994)》,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8页。
④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41页。
⑤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41页。
⑥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62页。
⑦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63页。
⑧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03页。
⑨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04页。
⑩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05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05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06页。
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50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50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50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51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51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63页。
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志(308-1989)》,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315页。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933年。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9-450页。
政协福建省委文史资料研究会:《福建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8-181页。
福建师大附中校史(修订版)编纂编委会:《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史》,福建师大附中校史(修订版)编纂编委会,2011年。
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3页。
政协福建省委文史资料研究会:《福建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2、375页。
朱有(王献),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05页。
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9-300页。
《福建师大附中建校130周年纪念册》编委会:《因为爱》,福建师大附中建校130周年纪念册编委会,2011年。《格致之学 源远流长》编委会:《格致之学 源远流长》,格致之学 源远流长编委会,2006年。《世纪弦歌》编委会:《世纪弦歌》,世纪弦歌编委会,2007年。
陈景磬:《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作者简介:

       苏振芳(1948~),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慈善研究所所长,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邮编:350007
       林炜(1989~),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邮编: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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