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反腐倡廉的若干特点

http://www.fzskl.com  2013-09-09 15:36:18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反腐倡廉是毛泽东一贯重视的重大问题。在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中,始终体现着五大特点:高度重视,常抓不懈;教育领先,道德约束;强化监督,内外夹攻;率先垂范,廉洁奉公;依法严惩,决不手软。
[关键词]毛泽东反腐倡廉特点
 
 
一、高度重视,常抓不懈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高度警惕着腐败现象对党和国家肌体的侵蚀。为坚决反对并切实纠正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腐败现象,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31年1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伊始,就把反贪污的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复强调反贪污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并作了具体严明的惩办规定,开了人民民主政权反腐倡廉法规建设之先河。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少数党员和干部当官发财、贪图享受的思想有所滋长的现象,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陕甘宁边区政府“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①。在我们党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他又及时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军敲起了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当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时,他发人深省地将其比作“进京赶考”,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严肃对待即将面临的执掌全国政权的考验,不要重蹈李自成等人的历史覆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腐败问题的警惕。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③把反腐倡廉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写入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但由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有些必要的制度尚未来得及建立或者很不健全,贪污腐化案件连续发生。为了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毛泽东当机立断,领导全党开展了“三反”运动。为推动和指导“三反”运动,“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④。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其中仅1951年11月底至12月底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的就达50件之多。他再三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⑤通过“三反”斗争,党清理了自己肌体上的污浊,从而巩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保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其后,毛泽东又先后发动了整党、新“三反”、厉行节约、全党开门整风、反干部特殊风、城市“五反”、“四清”、“一打三反”等包含反腐防变重要成份在内的一系列运动,始终保持着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直到晚年,他仍然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二、教育领先,道德约束
  着重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中。他明确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⑥就是说,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产生腐败现象的内因。要消除腐败问题,首先必须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增强思想道德约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不仅反复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⑦,而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建国后,毛泽东从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宗旨出发,更加明确地强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⑧,而且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与此同时,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贪污浪费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他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⑨他还进一步着眼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针对建国以后一部分人意志衰退、追逐名利的现象,反复强调“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⑩,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1957年3月,他不仅尖锐地批评“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而且勉励全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使其“重新振作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思路,重视廉政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建国初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通过频繁的、大规模的整风和思想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思想道德上筑起了拒腐防变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保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三、强化监督,内外夹攻
  毛泽东认为,要切实做到反腐倡廉,既需要加强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加强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外部监督,即“内外夹攻”,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高压态势,使其无法存身。其中,他特别强调“民主新路”即人民群众的监督。1945年7月,他在同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先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明确提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反腐倡廉问题,因而必须把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统一起来。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共产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须克服党和政府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惩治那些腐败分子,就必须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开展批评、监督、检举、揭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建国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让人民监督政府”、“内外夹攻”的思想。他在领导建立健全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党内监督真正落到实处的同时,不仅直接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中的问题,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纠正党政干部中的不良风气,依法惩处腐败分子。而且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他一再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对于舆论监督,毛泽东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反复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同时,“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弘扬正气、打击邪气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运用群众路线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并实行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充分发挥民主监督机制的作用,以遏制和克服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现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行之有效的。
四、率先垂范,廉洁奉公
  毛泽东不仅始终高度重视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而且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勤俭朴素,廉洁奉公,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伟大人格,为全党树立了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光辉榜样,深刻地影响和教育了全党。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执政之后,他从来没有过特殊化要求。井冈山时期,他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都是每天5分钱的“伙食尾子”;长征路上,他和红军战士一起忍冻受饿;三年困难时期,他“几月不知肉滋味”,吃粮不超定量,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共度难关。他贡献卓著,身居高位,却居功不傲,公私分明,从不允许亲属故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谋取任何私利,而是要求他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自强不息,当好人民的公仆。1946年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便送他到杨家岭拜劳动模范为师,要求他深刻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以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毅然让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不久毛岸英即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当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欲进京工作时,他马上致信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并致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五、依法严惩,决不手软
  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于贪污腐败分子的处理必须毫不留情,特别是对其中那些资深功高、位高权重而又犯罪情节严重者更要严肃对待,从重惩处,以引起全党的警醒和全社会的重视。1937年10月,少年即加入红军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发后,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为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令他立功赎罪。毛泽东专门致信此案审判长雷经天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更是毛泽东反对腐败坚决态度的充分体现。针对当时发生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要求必须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一再强调:“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据统计,“三反”运动中发现的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人数达1203000多人;其中贪污1000万元(旧币,每10000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元,下同。)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涉及赃款赃物高达6万亿元。通过“三反”运动,对这些人分别作了处理,其中判处徒刑的占3.6%(38402人),给予行政处分的占20.7%,免予处分及被单位管制的占75.7%。对那些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而民愤极大的贪污腐败分子,给予了严惩,直至处以死刑。在“三反”运动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在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前夕,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是否可以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对刘、张二人的严惩,不仅再一次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军震动极大,而且再一次向全社会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也决不会对任何一个腐败分子手软!“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它严惩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人,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其“严惩”的威慑力及其对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积极作用,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称道。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7,152页。
⑤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24,536,535,548—549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6,213,329,419—421,394—395,73—74页。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
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379,153页。
 
 
 
 
作者简介:李合敏(1953~),男,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科研处原处长,副教授。邮编: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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