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国时期福建经济发展状况述评

http://www.fzskl.com  2014-11-07 15:17:16  来源:福州社科网  作者:杨济亮

 

[提要]闽国时期,王审知作开门节度使,大力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和港口设施,发展海上贸易和手工业,促进了福建经济发展,为福建经济承唐启宋作出了贡献。当然,王审知及其继承者也存在崇佛太过、财政虚耗的问题,需要以辩证的眼光进行评价。

[关键词]闽国经济开发

 

 

  从人口来说,在隋以前,福建是人口稀少的区域。一直到隋朝统一福建,整个福建仅设四县——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共有12420户。

  公元878年,黄巢过闽,造成闽中政治权力的真空。唐朝委任的官员面临黄巢的大军纷纷逃窜,而建州土著陈岩依靠自己组织的九龙军最终成为福建实际的掌权者。但陈岩在各地土豪自行割据的背景下,并没有切实掌握福建,他只能控制建州与福州。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来自北方光州与寿州的一支移民队伍进入福建。这支队伍的首领原为寿州人王绪,但其部下以光州固始人为多。在南安发生的兵变中,固始人王潮与其兄弟王审邽、王审知取得了这支移民队伍的控制权,他们攻下泉州并以之为根据地,在陈岩死后,他们又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攻下福州,从而统一了福建。这一时期,由黄巢起义开始的大乱已经波及全国,几乎每一区域都有争夺权力战争,每一块土地都有流血事件,幸而王氏兄弟在夺取政权之后,以安民为其主要政策,使福建保持了30多年的安定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动乱中无法安居的民众,纷纷进入福建避难,这导致了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在这一时期达到较高的水平,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福建从此成为可与中原区域媲美的发达区域。

  一、王氏政权对福建经济开发的贡献

  1、农业开垦与水利建设

  五代闽国时期,王审知重视农业发展,他派颜真卿的后代德化人颜仁郁负责农业,又派得力官员“巡州县、劝课农桑”,还规定“宽刑薄赋”,以吸引逃户归业;在闽北建州、闽西汀州,组织流民修梯田种粮及茶、木、竹等经济作物。福建广置官庄田,不输夏税,唯征秋税租米81348石有奇。①很大可能性是对无主荒地进行开辟,但也不排除对民田的强括。五代时期,除水稻、小麦粮食作物外,茶树的栽培和茶叶的制作也很发达。“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②官焙三十八处,民培1336处。③连边远的山县如安溪也是“农耕和养蚕并行”,并以产茶著称。王审知还鼓励种植甘蔗以制食糖,发展制糖业,种植荔枝、龙眼等以发展水果业。

  在福建沿海水面多、田地少,王审知派部队帮助当地百姓实行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取得巨大成绩。闽东赤岸一带百姓垦辟斥卤地得田千余亩,名曰菅田辈。闽王与吴越争横时,曾取其地为赡军需。④又如福州灜洲(台江地区)原是一片滩涂,通过围海造田,形成大片良田,就是在王审知亲自指挥下完成的,至今每年农历正月十二,灜洲(台江地区)还保留“迎白马”的习俗,以纪念王审知的历史功绩。王审知还在福清修了两个塘,一为大塘,“筑堤以防海潮,长一千余丈,溉田种三千六百名”⑤,一为占计塘,溉田3000余顷⑥。 (占计谐音占桂,即现在江镜镇玉桂洋。)在兴化府光教里、太和、屯前、东塘(今莆田梧塘)一带兴修太和塘周围五十里泥田五十顷,后改为圳,以引荻芦溪水。⑦此外,还有霞浦的营田洋、晋江的六里陂、泉州城南陈棣等重大围海造田和水利工程都是在王审知的领导下完成的。王审知在福州整修了以西湖为核心的水利枢纽,使福州平原的数十万亩农田大都得到灌溉;湖周40里。这些举措,使得福建大地上“汚萊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

  制盐业方面,唐代福建沿海之侯官、长乐、连江、长溪、晋江、南安等六县是海盐的产地,其中侯官县是唐代十大盐监之一⑧,福建已是唐代榷盐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隋唐五代时期,闽盐生产基本上还是“划地为埕,漉海水注之日曝成盐,与江淮浙煮盐异”⑨,入宋以后,才设场煮盐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盐法情况,据《重纂福建通志》载:“王氏镇闽有产钱之名,每福州产钱一当余州之十”。这种产钱,可能是国家榷盐机构发放的一种钱券,专门使用在盐的流通过程中。

  2、手工业

  唐五代福建的民营手工业的种类亦不少,如早期的矿冶业、制茶叶、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等等。其中造船业、制瓷业、制茶业都具一定的规模,其生产作坊也不小。

  (1)冶炼业

  五代时期,福建的矿冶业比以前更加发展,金银铜铁锡的产量大大提高。王氏父子崇信佛教,增寺267所,并用大量的铜铁金银制造佛像钟磬之属。

  贞明元年(公元915年),王审知在宁化县置铅场,铸铅钱,与铜钱并行。闽国向五代中原王进贡的金银及其器皿,每次都有数千两之多。五代时期,福建在矿产量提高的同时,其冶金技术和铸造工艺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大者可铸造数万斤重的铜佛像,小者能造含金小铸币,各种日用品和工艺品的数量和工艺质量也相当可观。

     1957,在福州市茶亭街发现了大量闽王时期铸造的“开元通宝”钱币,经化学分析,这些钱币是铅和锡镉的合金。1960年,在泉州市北面的梧宅发现五代的冶铁遗址。泉州城西的铁炉庙,相传即留从效的冶铸场。闽国王延曦曾在泉州铸钱,1974年,在泉州东街南俊巷五代铸钱遗址出土有“永隆通宝”的钱范,可见矿冶铸造业的发达。1984,在今政和县发现了后晋天福四年(闽王曦永隆元年,公元939年)铸造的铜钟,重132 5公斤,高92厘米,口径55厘米,铸造工艺精湛,至今敲击仍发出浑厚深沉的声音,可传闻十里之远。

  (2)丝织业

  葛是一种野生纤维植物,制葛是一种古老的工艺。五代时福建已有数以万匹的葛进贡中原王朝。

  蕉布是用芭蕉纤维制成的布,紵(纻)是麻的一种,也是闽中土产之一。唐时闽人日常衣着的材料主要是蕉布和麻布。

  五代时期,福建进贡的物品中,已经有了“锦文织成菩萨幡”之类的高级丝织品。王延钧称帝后,曾令百工院锦工作九龙帐,闽国的百工院兼容南北工匠并蓄百工技艺。当时福建官工匠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必然对民间纺织业技术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产量的提高,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王审知向梁进户部所支榷课葛,多至3 5万匹;后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王延钧向唐进贡锦、绮罗3000匹;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王延羲向晋进度支商税葛8880匹。这些贡品数量之大,远非唐时土贡所能比,从侧面反映了五代福建纺织业的巨大发展。

  (3)陶瓷业

  从沿海一带的唐窑址中采集到的标本来看,其品种、数量都很多,完全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手工作坊。唐末五代,福建的陶瓷远销海内外,陶瓷生产的规模就更大了。当地陶瓷生产主要集中于晋江流域,尤以磁灶为著名,而且引进了“秘色瓷”的生产技术,使得福建也能生产秘色瓷珍品。19939月,福州北大路夹道遗址出土了大量闽国至北宋时期的陶瓷器,如碗、盘、碟、壶、盆、罐、钵、瓶、灯盏、杯、枕等,包括了日常生活所用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及各式各样的陈设装饰器具。所出土的陶瓷器新奇多样、质地上乘,堪称省内之最。

  (4)造船业

  唐末,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诏陷交趾,“润州人陈磻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五代时期,福建的海外交通贸易迅速发展,闽国统治者除了招徕蛮夷商贾外,还从福州、泉州发蛮船到海外贸易,这些海上活动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福建已有能力制造长二十丈,载人六七百的远洋海舶。

  3、商贸与航海交通

  闽人自古就有善贾习俗,唐人独孤及称“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广利,与巴蜀埒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隋唐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福建的商业也逐渐得到发展。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针对福建、岭南、扬州之蕃舶商品,提出所谓“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的政策措施,可见当时福建的舶来品是地方官吏作为进奉朝廷的主要物资。

  王审知承继了这种政策取向,促进民富国强。当时“兵戈荐起,帑庾多虚,凡列土疆,悉重赋税,商旅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殫贫”。独王审知“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唐末福州安泰桥一带是“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唐代市专设于州府县治以上的城市,规定“诸非州县之治不得置市”。唐代的市场制度是作为政府令颁布于天下的,福建基本上也不例外。文献虽无记载唐五代福州有“市”,但新近发现的文儒坊西段宋代考古挖掘现场,出现有前店后坊的形制,开间前还有巷路,符合“市”的定义。作坊的出现,证明这里手工业发达。当时,王审知对福州内河疏浚,水路的便利促进了商贸的发达,福州商港已由位于大航桥河西端的澳桥和还珠门外移到安泰河西端的水部门和安泰桥。闽末泉州“开通衢,构云屋(货栈),……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币而还,民甚至便”。王审知在担任威武军节度使那年,就立即任命精明强干的刘山甫为节度判官,负责开凿甘棠港。原先“岛外岩崖,蹴成惊浪,往来舟楫,动致败亡。”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建成福建与北方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港,使“往来蕃商,略无疑恐”。不久又任命张睦领榷务,负责外贸工作。“睦于扰攘之际,雍容下士,招徕蛮裔商贾”,引“蛮舶至福州城下”,“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 。泉州刺史王延彬曾自泉州“发蛮船”到海外,从无失落,因而被称为“招宝侍郎”。

  福建人驾船技术高超,自古以来就有与海外经商的传统。五代闽莆田人黄滔,有一首《贾客》诗云:“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诗中就是描述了包括闽商在内的商贾在大海上随波逐利的情形。“闽商”也因此殷富,拥有一定的势力。闽国政府有时还借助“闽商”之力沟通与五代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为使者“奉表称藩”于五代王朝。“闽商”在外,外地商人与“闽商争邸”等商业纠纷之事,也时有发生。

  五代时福建是中国沿海港口的中点,从山东登州、江苏扬州到广州、合浦的往来海运,都要经福州、泉州中转。闽国的海舶还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渤海国、新罗国交往;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国,以国内的丝、瓷、茶、果等特产货物,换取象牙、玻璃器皿以及犀角、珍珠、玳瑁、龙脑、肉豆寇、胡椒、饼香、沉香、煎香等香料药物,并以此作为闽国向中原朝廷进贡的贡品。一些海外作物和物品也陆续传入福建,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刺桐原产于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个时期大量引种泉州,泉州遂号“刺桐城”。王氏治闽时期,福州鼓楼前设有安铺药店,这是福建最早的药店。王审知儿媳刘华墓出土的古代波斯的孔雀兰釉瓶也间接说明这时期的中外交流的密切。

  二、王氏政权的不足之处

  无庸讳言,王审知治闽也有诸多弊政,这种弊政在其子孙治闽时演变为祸患。其主要表现为:第一,“雅信佛法”,崇佛太过。王审知觉得儒家、道家思想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唯有佛教可以治世。于是,他穷尽全国财力,带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雅信佛法”的崇佛运动,希望在闽中建立起一方天国净土。一时间,修建寺院、营造佛塔、铸造佛像、书写佛经、兴办佛会的举动遍及全境。上至官僚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如痴如醉,沉浸在崇佛的狂热之中。巨额的虚耗,造成财政匮乏,国库枯竭,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生活,动摇了闽政权的社会基础。王审知两次舍钱雪峰寺达50万,使雪峰寺“厦屋弥山”。王审知还施给古山涌泉院僧田多至84000亩。更有甚者,闽王延钧“弓量田土第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其次以给土著,又其次以给流寓”。王审知去世后,闽国后期的统治者完全放弃了轻徭薄赋的政策,除了加征两税税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科征。王延政称帝建州时,用杨思恭为仆射,掌军国大事,“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

  由于崇佛佞佛,寺院上层僧侣对于王氏政权的影响力大增,甚至费尽心机地唆使和策划王氏兄弟、叔侄们自相残杀,令朝政陷入混乱之中。第二,教子无方,祸延子孙。王审知和的当时军阀一样收养许多义子作为亲信,而且平时对儿子的教育不够重视,以致他一死,子延翰自立为王,建州刺史王延禀不服,与王延钧联合擒杀王延翰,后延钧又攻杀延禀,复其姓名为周彦彬。王审知的四子一孙,互相争战,终至亡国,使人民饱受战火之苦。

 

注释:

①见《三山志》卷10《牌籍类一·垦田》、《版籍类二·官庄田》。

② 蔡宽夫:《诗话》。

③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④《重纂福建通志》卷37《水利·福宁府》。

⑤《重纂福建通志》卷33《水利》。

⑥《重纂福建通志》卷33《水利》。

⑦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六《水利志》。

⑧《新唐书》卷54《食货志》。

⑨《重纂福建通志》卷54《盐法》。

⑩《重纂福建通志》卷54《盐法》。

《重纂福建通志》卷54《盐法》。

《政和发现五代铜钟》,《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

《旧五代史》卷6《梁太祖纪六》。

《十国春秋》卷9192

《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四年”条。

《闽中金石志》卷1《成公李椅去思碑》。

《琅琊王德政碑》。

《唐会要》卷86

晋江西街《留氏家谱》卷3《宋太师鄂国公传》。

《全五代诗》卷84

《福建通志·通纪》卷2:“(王)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遣商人奉表称藩于晋”。

陶谷:《清异录》卷上:“荆楚贾者,与闽商争邸,……”。

《雪峰志》卷2、卷3

《古山志》卷五《田赋》。

《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

《资治通鉴》卷283“齐王天福八年”条。

 

 

作者简介:杨济亮(1975),男,福州市社科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邮编:3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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