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相关问题探析

http://www.fzskl.com  2014-04-23 16:57:39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闽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闽都文化特质可以概括为:儒雅、重文、开放、求变。闽都文化概念的外延可概括为: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中下游和闽东地区,及福建境内使用福州方言的福州族群和非福州族群所创造的,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的区域文化。闽都文化概念的内涵可概括为: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以儒学为主体,以理学、闽学、侯官新学为一脉相承,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区域文化。具体表现为:开中国海外移民文化之先;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开闽学先河;引领中国科举教育文化;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

[关键词]闽都文化区域文化领中国风气之先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化可以说即指人类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是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并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这种价值观成为某一区域、某一族群的价值取向,在不断吸纳异质文化而不断裂变、提升的过程,又推动某一区域、某一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和进步,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闽都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应把它置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考察,才能看出闽都文化既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又有其独特的地域性。

   一、闽都文化特质

  闽都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区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如“东越海蛤,瓯人蝉蛇”、②“断发文身之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③“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④这些特性的产生正是由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⑤而“以渔猎山伐为业”。⑥上述文献记载,描述出地处东南沿海闽越族人的基本文化特征:崇拜虫蛇、断发文身、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山行水处、饭稻羹鱼、渔猎为业。“闽在海中”⑦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闽族、闽越族群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商周时期,闽方国向中原王朝朝贡、觐见、执役、供隶,他们“沿于江、海,达于淮、泗”。⑧秦汉时期,闽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发生多次的碰撞,从秦废闽越国,降无诸为君长;到汉高祖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将闽越一分为三;再到汉武帝时,东越王馀善反汉,并做好“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的准备。⑨不胜即以“亡海上”作为最后的选择,传承的是以平潭岛壳丘头先民为南太平洋、印度洋诸岛南岛语族祖先代表的海洋族群的典型心态,充分展示了闽越族的海洋性格和文化传统。然而汉武帝终究担心“闽越悍”,⑩而迁其民于江淮。以汉代为界,汉以前其他区域、其他族群文化进入闽中之地,均被闽越文化所吸纳和融合。从汉代开始,闽越文化受到中原汉族文化强烈的持续的撞击和影响,不断裂变不断整合,即使这样,唐代仍保留无诸、馀善之遗俗;宋代海滨四先生开闽学先河,两宋科举成就更是引领中国科举教育文化;直至晚清风流出侯官,船政开启中国海军摇篮。在闽越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两者互动并融合过程中,同时还吸纳了自汉代东冶港开始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海外文化,终于形成既不同于中原的汉文化,又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闽越文化的闽都文化,其基本特质表现为:中原大陆文化的儒雅重文和闽越海洋文化的开放求变。这种文化特质往往表现为闽都区域人文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兼收并蓄的儒雅重文性格,一方面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放求变性格。体现在具体人物身上则往往显得温文尔雅、内敛含蓄,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又往往表现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福州人正是闽都文化特质最典型的代表。

  综上所述闽都文化特质可以概括为:儒雅、重文、开放、求变。

   二、闽都文化圈和闽都文化概念

  文化圈通常由族群、地域、语言三大要素构成。文化圈包括族群及其生活的各个文化形态,如器物、经济、社会、宗教等。文化圈也包括地理空间范围,但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文化圈还包括语言的使用范围,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族群可以在不同的区域生活。因此,在一个文化丛相关的不同地带,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们就同属一个文化圈。

  从闽都族群(福州人)的构成和分布来看,闽都族群是先秦闽越族人与不同历史时期入闽的中原汉族、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民族的人,在经过长期融合和同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双重特征的汉族族群。福州人的形成应该始于汉武帝迁闽越族人于江淮,虚其地并留汉军守闽中之时,虽“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但之后逐渐以入闽的汉族为主体,其间主要有:三国东吴经营闽中,五次派军队入闽,留居随军将士家属于福州;西晋永嘉八王之乱,江东士族八姓入闽,有居福州者;唐中叶“安史之乱”、唐末黄巢农民起义,为避战乱大量中原汉族入闽,仅随王氏入闽者就达三十六姓。从唐末到五代闽国的王审知治闽期间(879-925年),福州已成为“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华都市和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了闽都汉族族群——福州人,其分布范围“一般是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

  从历代福州辖地范围来看,行政区划虽屡有变化,但基本是在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如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汉廷在闽中设立冶县,辖今福建全境,冶县是汉朝实行郡县制过程中在福建设立的第一个县份;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改冶县为侯官县,辖今福建全境;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冶县被一分为五:侯官县(今福州)、建安县(今建瓯)、汉兴县(今浦城)、南平县、建平县(今建阳)。到五代后,福州辖区基本稳定在沿海的闽江下游和闽东入海口一带,如宋淳佑五年(1245年)时,福州下辖13个县:长溪(今霞浦)、宁德、罗源、连江、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古田、闽清、永福(今永泰)、福安。至清雍正始为十邑。但明代末年起到近代,福州人开始逐渐大批地涌向台湾省和南洋各地,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闽都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

  再从福州方言区域范围来看,随着中原汉族不断大规模的南下入闽,在闽江下游及闽东地区,逐渐形成以汉语为基础的福州方言。“该方言是闽江下游的旧福州府十邑的共同语,整个闽东地区的代表性语言。”福州方言的使用范围广泛,除上述历史上曾为福州辖地的霞浦、宁德、福安、福鼎、古田、屏南外,沿闽江上溯到南平市及尤溪、顺昌、沙县、将乐,乃至三明、永安的部分乡镇仍有不少人在使用福州方言。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福州方言的使用必然伴随着福州区域文化和习俗的传承。曾经的辖地和方言的使用,在人们的意识中潜藏着对闽都文化的归宿感和认同感。这种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如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得闽都文化的根脉割舍不断,源远流长。

  综上所述闽都文化概念的外延可概括为:以五度为都的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中下游和闽东地区,及福建境内与海外使用福州方言的福州族群和受历代福建省首府福州影响所及地区与非福州族群所创造的,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的区域文化。

  闽都文化概念的内涵可概括为: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以儒学为主体,以理学、闽学、侯官新学为一脉相承,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区域文化。

   三、闽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不仅有多元的民族文化,多元的宗教文化,也有多元的区域文化。闽都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种以闽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吸纳其他区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闽都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的而言。如与山东齐鲁文化、山西三晋文化、江浙吴越文化、广东岭南文化、河北燕赵文化、湖北荆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较而言。闽都文化的产生、发展、形成于上自秦汉下至近代,在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同时,为激发汉文化的不断更新发展,也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为:

  一是作为南岛语族离开原乡的最早起点,开中国海外移民文化之先。“闽在海中”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闽族人不安于现状的开放求变的海洋性格,他们很早就开始向海外迁徙。目前国际学术界认为,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中国沿海区域是南岛语族最早的发源地。从中国福建走出的海洋族群,是目前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语系,包括1000-1200种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约有2 7亿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海洋文化,懂得独木舟的制作,知道抗洋流、抗天象,懂得航海的技术。近几十年来,福建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福建沿海区域,联合进行多次考古挖掘,从北部霞浦,东部平潭岛、昙石山,南部晋江、东山等地都发现了与南岛语族相关的考古现场,在这几个遗址中,历史时间最早的是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所以,目前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考古学界,共同认为壳丘头为南岛语族离开原乡的最早起点。

  2010年10月19日,属南岛语族的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着无动力、无导航设备的木帆船,循着祖先的脚步来到福建进行文化寻根。散居于广袤的南太平洋与印度洋诸多岛屿上的南岛语族后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作为南岛语族离开大陆最后栖息地的重要地位。这些源于国际上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已经表明,无论从语言学、考古学,还是人类体质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在大洋上的南岛语族人和5000年前的福建人的确是一家人。

  二是作为汉唐清三朝的重要港口,推动中国海上丝路文化繁荣发达。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州),始设东冶港。“建初八年(83年),……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至今遂为常路”。这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位于今天两广与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东汉前期,东冶与中南半岛已经开辟了定期航线,成为当时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来自中南半岛的海外商品皆在此集散转运。

  中唐时期,北方战乱频发,中国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中国的对外经贸文化交流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使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当时和福州港有交通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琉球、倭国(曰本)、林邑(越南南方)、赤土(马来半岛)、真腊(柬埔寨)、婆利(印尼巴厘岛)新罗(朝鲜),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天竺(印度)等。唐末五代福州港最为鼎盛时,商船由福洲港码头出发,北上东海,纵跨南海、横越印度洋,至东南亚,远达非洲,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物产运往海外,带回西方香水、毛织品、玻璃器皿、象牙等异域珍品。福州港从汉晋肇始到唐五代的鼎盛,奠定了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格局,进而推动和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19世纪60-90年代,由于欧美茶叶市场对头春新茶的大量需求,高额利润使得各国茶商间展开运茶的竞赛,“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师正在从事建造船只使新茶能够提前若干天运到。”福州繁华的茶叶贸易,成了福建省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洋务派在福州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尝试,朝廷批准左宗棠在闽江口岸创立了福州船政。“福州是中国的主要茶叶市场之一,距兵工厂所在地和装运茶叶的港口约七英里。在所谓开放港口之中,这里也许是最具特色的。”1883年后,福州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成为牵动欧美经济中枢的世界茶都。茶叶贸易和近代化海防建设同步进行,这正是福州港有别于中国其他港口的重要特点。

  三是开闽学先河,为理学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奠定基础。宋初为复兴儒学,在“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胡瑗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于海上”。1126年,金国大军南下,虏走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迁都临安,偏安于长江以南的区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国虽拥有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但文化落后的金国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历史重任。儒家道统再次面临覆亡的险境。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存续复兴的地理坐标南移成为必然,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 ,历史选择了福建,福建历史地承担起理学南传的重任。福州“海滨四先生”在闽中倡导理学的贡献,在二程和张载之前,亦早于朱熹半个多世纪。在“海滨四先生”孜孜传授儒学大道,开闽学先河的基础上,朱熹传承洛、濂、关理学三学派学说,克服了儒家经典学究化、泥古不化、脱离实际的自身问题,朱熹集大成而为闽学,建立起新儒学体系。闽学作为朱熹的学说思想,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思想影响所及宋之后的各个朝代。

  四是宋代科举成就,引领中国科举教育文化。随着宋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福州作为八闽首府,宋代科举状况尤盛。据梁克家《三山志》记载:“由太平兴国五年,至今淳熙八年,凡二百有二年,以科目进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何其日盛一日也。”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全国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有7144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 7%,近乎1/4,居全国之首。而福州进士达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代科状元录》记载,宋代有文献可考的113位状元中,闽籍有19位,其中8位为福州籍贯,几占全省状元数的一半。闽都科举文化之所以能名列全国前茅,一是得益于先后在福州主持政务官员的推动,如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等硕学大儒推动了福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海滨四先生”开创闽学先河,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传扬儒家大道之说;三是得益于天地正气,南宋时李纲、文天祥、杨时、朱熹、黄勉斋、张元幹、陆游、辛弃疾、赵汝愚等文臣武将、儒学大师,极大提升闽都文化的思想内涵,进而使得闽都文化实现从地域文化向全国主流文化的飞跃。这一文化优势,是宋代闽都科举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

  五是晚清以来一批民族精英,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闽都文化为近代中国社会孕育出了林则徐、徐继畬、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林则徐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他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风气,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向现代社会转型打下基础。徐继畬刊出《瀛环志略》,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给予高度评价,徐继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开放、海权意识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员和思想家,对唤醒国人世界意识,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起到积极作用。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天演论》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的揭示、唤醒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激情。严复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面对进步发达的西方列强,遭遇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严复对维新变法、民主政治、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中华民族与世界潮流关系、国家权力与人民地位关系、渐进式改革与国家振兴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刻的阐述。严复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自诩“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严复已成为继朱熹之后的又一座思想高峰,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一座里程碑。

  

注释: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贲卦》,卷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37 页。

②张懋镕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王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③[东汉]班固:《汉书·严助传》,卷64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册,第2777-2778页。

④[战国]袁康、吴平:《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引自《野史精品》,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册,第122页 。

⑤[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979页。

⑥[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666页。

⑦袁柯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页。

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禹贡》,卷3,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149 页。    

⑨[汉]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979页。

⑩[汉]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979页。

[梁]沈约:《宋书·州郡志》,卷3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册,第1092页。

[唐]于兢:《琅琊郡王德政碑》,(现存福州闽王祠内)。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李如龙、梁玉章编撰:《福州方言志·出版说明》,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郑弘传》,卷33,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4册,第1156页。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茶叶研究社,2008年,第58页。

[英]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杨博仁、陈宪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宋]张载:《张载集·天道篇》,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页。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选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宋]梁克家:《三山志·人物类·科名》,卷26,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美国]贾志扬:《宋代科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98-200页。

[明]朱希召:《宋代科状元录》,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赵君尧(1953~),男,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邮编: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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